曾经有朋友说我写小说尤其是写短篇小说，像开自来水一样，打开笼头，小说就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了，我也曾经很自鸣得意，但是后来知道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做什么工作都得讲究，考究，做木匠也要考究，做裁缝也要考究，写小说也一样。不应该像开自来水笼头一样不费劲地哗哗地流，语言、细节、场景，一切的一切，都应该费劲地精心地打造（当然最好是看似不经意，其实是精心的）。好像是博尔赫斯说过，“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我这里是断章取义用他的半句话，所以不去细究他的话原意到底是什么，只是从表面上理解，就知道，写小说是要用心的，是要费尽心机的。迷宫要造得人走进去钻不出来，钻出来后才恍然大悟，甚至钻出来后也没有恍然大悟，也仍然有诸多迷惑，甚至有了更多的疑问，有无限的想象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好的短篇小说。
    所以，造迷宫的人首先自己得用心。光用心还不够，光精致也还不够，要有奇异性。奇异的出现要靠天赋，如果天赋不够，就要靠耐心和努力。
    在如今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传统的小说似乎早已经呈现出弱势，更何况短篇小说，它的颓势似乎让人沮丧。但其实，对于短篇小说的写作者来说，内心始终是存在安慰的，无论社会的大格局和文学的小格局中，短篇有多么的边缘和不景气，却仍然有那么多人在写短篇小说，是否多少能够说明短篇小说的文体艺术是有无限魅力的，是有无限空间的，同时，短篇小说的生命力是坚韧的、恒久的。
    以我自己短篇小说创作的体会，我觉得，我通常是怀着平常之心去发现和捕捉生活和艺术连接之处的奇异之果。比如我写过一篇小说《生于黄昏或清晨》，写人们对于现代社会中许多事物（包括对自己的身世、年龄等的认定）的不确定感，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触动，比如说我自己家，在从前的日子里，我们家的户口本上，竟然有三个人的出生日期都是2月1日，我的父亲、母亲和我。而事实上，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出生于2月1日的。这样荒唐的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我的身份证上仍然错误地写着2月1日。我可以说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那个年代糊里糊涂过日子。其实，在从前的许多日子里，以及在现在的许多日子，常常我们自认为非常确定的事情，事实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么事实在哪里呢？事实总是在某一个地方呆着，只是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接触到它，我们认为的事实，也许离事实有着十万八千里呢。
    错误和不确实性就是这样在平常的日子里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出来的，而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好处，就在于你能够在不长的篇幅中，把对生活的种种疑惑呈现出来，让自己也让读者游走在生活与艺术的交织中，感受短篇小说带给我们的享受。
    时至今日，也许，短篇小说的地位不再显赫，恐怕以后也很难再现当初的风光。其实，我们知道，短篇小说本身可能也不具备特别风光和特别轰动的因子，因为它是供人细细地静心读、或者是慢慢品的，像品茶一样，不是喝酒，更不是喝烈酒。品茶和喝酒不可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从前的风光，是不正常的岁月造成的，从前甚至把对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短篇小说身上了，这个责任短篇小说不一定能够承担起来，但是短篇小说对人心弦的拨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和慰籍，对于人类的思考和探索，应该是有作用的。这种作用潜移默化，却是少不得的。
    有个和我通了二十多年信的读者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说我们社会的鉴赏（阅读）水平尚处于幼儿时期。（她自己就在家里读千字文和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我不是说短篇小说有多么的高贵，但是如果全社会都没有人读短篇小说，这个社会是有些悲哀的，当然反过来，也不可能全社会的人都读短篇小说，那是疯狂。
    对于喜欢短篇小说的人来说，外界的影响归影响，短篇还是要写的，因为短篇永远是活着的，何况这是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心灵所归之处，不写的话，你的心往哪里放呢。
    再说关于短篇的写作，我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短篇小说，什么是好的短篇小说，好的短篇小说究竟应该怎么写。当然，对我来说，这种思考，并不是走到半路，特意停下来，不再往前走，就停在那里思考，而是边走边思考，一边思考，一边困惑，一边写作，有时候确实很累，因为思考不明确的时候，走路的方向就不明确，谁知道走下去是不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呢。
    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这些时间里，我的写作，尤其是短篇的写作，基本上就是那种“淡淡的，散散的，不讲究故事，就是那么一个过程，一段事情，一种氛围”。对我来说，好像写那样的小说比较容易，似乎与我身上的什么东西有着一些本质的联系或者是别的什么联系，因此是自然顺畅的，我不敢吹牛说容易到闭着眼睛就能写，至少也经常是下笔如流水的。比如《鹰扬巷》，一旦把握了那种氛围，几乎只要几句对话就能解决了。所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没有觉得写短篇小说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可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变得让我措手不及。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写下去，我知道我的《鹰扬巷》是一篇好的小说，但我不能再写。究竟是什么触动了我，是什么事情敲打了我，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有了那样的一种感觉，我开始放弃容易，也放弃了一种境界，去走了一条艰难的路。
    从我自己的写作爱好和习惯来说，我不大喜欢精心设计，更喜欢随意性的东西，或者说，更喜欢开放式的小说。我想说的开放式的小说，就不是圆型的，是散状的。因为我总是觉得，散状的形态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或者是无状的东西。表达更多的无状的东西，就是我所认识的现代感。
    过去我总是担心，一个小说如果构思太精巧，我姑且称它为圆型叙事，太圆太完满，会影响它的丰富的内涵，影响它的毛茸茸的生活质地。但是在我的短篇《城乡简史》中，我却用心地画了一个圆，画了这个圆以后，我开始改变我的想法，散状的形态能够放射出的东西，通过一个圆来放射，也同样是可以，当然，这个难度可能更高一点。
    一般讲圆了一个故事以后，这个故事就是小说本身了，大家被这个故事吸引了，被这个故事套住了，也许不再去体会故事以外的意思。要让人走进故事又走出故事，这样的小说，和我过去的小说是不大一样了。其实我的这个圆最后还是留了一个缺口，自清和王才相遇不相识，这是我的一个直觉，他们应该是擦肩而过的，联系他们的只是一本账本，甚至也可以是他们的部分生活（一个卖旧货，一个收旧货），但不是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不可能相遇，即使相遇，也不可能认识，更不可能认同（同化）。
    生活中确实有许多现成的圆满的好故事，但更多的好故事是需要写出来、杂糅出来的。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短篇小说的难，精巧的构思有时候它忽然就来了，但有的时候，或更多的时候，你想死了它也不来。于是，有一些小说就留有遗憾了，明明知道什么地方没有处理好，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但就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放下，过一阵再想，苦思冥想，但还是不行，就再放下来，有的甚至都放了几个月半年的时候了，灵感也不肯来光顾，就泄气了，对自己要求就不严格了，就马马虎虎作罢了。
    其实在我苦苦求圆的时候，我内心深处还是很怀念从前的那种自然散状的，比如我写过一个短篇《在街上行走》，写一个收旧货的人，收到一些旧的日记，收购站要当废纸收，他舍不得，转而卖给了旧书店。旧书店的店主，看了这些日记，想找到主人，但找不到。丢失日记的是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他的子女想替他把日记出版出来，但少了其中的三年的内容，是被不识字的保姆卖掉了，就登报寻找，书店店主虽然也看了当天的那张晚报，但没有注意登在中缝的这个启事。店主去世后，他的店被儿子继承了，听从女友的建议，改成了服装店，但因为父亲留下一些旧物旧书，儿子舍不得掉丢，就在店的后半边辟出一小间堆放旧物。后来服装店开不下去，女友也跟别人走了，店面就出租给人家做房屋中介，房屋中介的经理，是个喜欢看书的人，买到一套新出版的旧时日记，但是发现其中缺少三年的内容，书中说明，这三年的日记弄丢了，一直没有找回来，房屋中介的经理觉得怪可惜的，但却不知道这三年的日记正躺在他的办公室里边的那间小黑屋里。最后结尾又回到前边，那个收旧货的人，因为卖了日记，有了点钱，就到洗头房去找他喜欢的洗发妹。
    六千字，我写了八个人物，八个人物没有一个有名字，也没有一个有性格特征外貌特征等等。这几乎是小说的大忌，或者说是传统小说的大忌，小说就是应该把人物写好写透，一个六千字的短篇里塞进这么多的人物，能成为好小说吗？但是我却很喜欢这个小说，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就是这样面对生活考虑问题的，客观的生活经过我的主观过滤后，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篇小说发表有十多年了，多多少少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到今天我还是十分喜欢它，有机会出版小说集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要把它收进去，它也是属于我自己的短篇经典。
    摘自《青年报》
    百花奖获奖作品《天气预报》创作谈
    记得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人物关系》，写的是一个家庭四个组成人员，比较特殊，一位九十岁的老画家和他的六十多岁的妻子，还有八十多岁的丈母娘、五十多岁的小姨子，生活在一起。这样一个家庭的特殊的人物关系，引起了别人的好奇、猜疑，甚至是窥探。
    现在的这篇《天气预报》，看起来写的也是人物关系。但是首先，现在的人物关系和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了。表面上，这里的人与人关系是很正常的，一点也不特殊。于季飞和同事王红莱，每天坐在办公室面对面，知根知底；于季飞和老婆江名燕，结婚多年，朝暮相处；于季飞和情人姚薇薇，一拍即合，两情相悦。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
    但是在这样的正常的人物关系背后，却完全是另一个面目。王红莱离婚多年，于季飞居然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江名燕，居然是顶着别人的名字生活的一个人；清纯可爱的年轻女孩姚薇薇居然早已为人妇为人母。当然，这一切的假象和真相，原本是不会被揭露出来的，甚至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正是于季飞因为天气预报这件小事，首先产生出对别人的怀疑，才导致最后的结果，他的身边，竟然全是“假人”。
    所以于季飞感叹：“这真是一个多变的天气啊”。
    这个故事是夸张的，是极致的，但是在我们身处的真实的生活和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人们对于人与人关系的种种疑惑，常常有着更多的匪夷所思。相比起来，当年的《人物关系》中的老画家家里的人物关系，虽然有些特殊，却显示出它的真实性，而邻居们或其他人的猜测和窥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你是特殊的，别人自然有理由产生怀疑。
    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的怀疑，不需要理由，今天的不相信，已经遍布了全社会，渗透到所有的不正常的和正常的人物关系之中。
    信息之多，信息之乱，事物变化之快，事物发展之奇异，彻底动摇了我们一以贯之的“相信”，超出了古往今来“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准则，超出了我们千百年来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
    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相信生活，普希金的诗句至今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后来，我们又听到食指的声音：“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可是现在，人们怀疑一切。怀疑社会，怀疑媒体，怀疑他人，怀疑自己。
    就在我写这篇创作谈的前一天，我看到关于同一件事的两个消息，这两个消息发布的时间相隔三个小时。消息一，甲网报：某地七乡镇干部因某某原因被免。消息二，乙网报：某地七名干部被免职消息不属实，（将依法追究什么什么）。
    也许，有关此事，还有消息三消息四消息五等等等等，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难道事情真的就没有真相吗，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因为许多原因，我们无法将真实揭示出来？
    即使是有一个真相真的存在，即使有人将它说了出来，但是你敢相信，那就是真相吗？
    谁知道呢。
    谁又敢说我知道、我确定呢？
    一个充满怀疑的社会，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无论物质发展到什么水平，这都不是人们所寄希望的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财富，也滋生了“乱”，乱的是人心。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对任何东西，丧失了判断的能力，丧失了信任的能力，那个时候，我们也就不再需要天气预报了，因为我们会对天上的太阳产生怀疑，什么都能造假，难道天上就不会有个假太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