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是强烈而固执地认定，所有把文学真正当作事业的作家都会珍视对他的批评，即使他是自负的人、有着强烈审美傲慢的人。批评的存在会让作家正视自己和自己的可能、自己的限度，能获得严苛检验的人是有福的，我觉得自己应当属于那种有福的人。
    如果说，文学的创造其重要价值在于让我们认识生活和世界，认识和我不一样的他者的话，那优秀的文学批评同样如此，它帮助我认识我的生活和我所处的世界，认识我自己，也认识那些我所不理解的不同的他者。
    大约20年前，我在《漓江》发表了一篇小说，之后《漓江》就停刊了，也就是说，我的小说发表在这本杂志的终刊号上。小说的头题，是毕飞宇的《谁在深夜里说话》。许久之后，有位朋友在翻阅《中国青年报》时偶尔看到了我的名字：“李浩，有人评你的小说啦。你快去看看吧！”我怀着难抑的兴奋找到了那期报纸，看到了那篇批评——他说，毕飞宇的小说写出了如何如何，是一篇非常不错的小说，而后面一篇李浩写的小说，则缺乏故事，干涸无感，意思不大，可以不看。
    这张报纸我存了很长时间。多年后，我遇到《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作家徐虹，我向她表达感谢。她似乎很是惊讶和紧张：我没有批评过你啊，真的没有，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是的，文章不是她写的，她只是编辑了那篇文字，可我依然愿意把感激送给她。遗憾的是，她大约会错了意，以为我的感谢中“包含”着讨伐或怀恨——天地良心，我这里除了真切的感激之外没有半点儿其他的包含。那是第一篇对我的写作提出批评的文章。我感谢，是那个批评让我脸红心跳，让我暗暗决心，希望自己能写出让那位批评家认可甚至佩服的小说来。之后几年，它一直是我的“目标”，让我不敢懈怠。我总是想，这一篇小说，也许又被他所看到，翻了一页两页：他会继续看下去吗？他会不会又说，这小子怎么这样没出息，半点儿长进都没有？
    作为小说和诗歌的写作者，我极为珍视那些有针对、有见地的批评，我觉得我的写作往往得益于这些批评，是它们让我更为确切地认知自己和自己的弱点，更为认真严肃地思忖自己未来之路，不敢松懈。我将那些肯对我进行批评的作家、批评家和朋友们看做是自己的恩人，我也愿意把他们的批评一一地记下来，让自己能够（至少是部分地）处在清醒和冷静之中，处在对自我懈怠的警惕中。
    不止一次，我曾谈到鬼子对我的影响，这影响也始于批评。他在看了我两篇小说之后，很认真地告诉我：李浩，现在你和大作家们谈，他们不会和你谈小说的技艺，谈如何编小说，这应当是作家们早就解决的问题，但这恰恰是你李浩还没解决的。这样，你回去，先不要写了，再写也是一个样子，你回去找你喜欢的、经典的小说来，拆小说，看它们是怎么完成的。他的这段话足够我感激一生。之后半年，我真的没有写任何一篇小说，天天做的就是把我所遇到的、喜欢的小说一一拆解，看它们是如何结构、如何搭建、如何变化的。
    1999年，在一个活动中，有位批评家对我说，我的小说“有个点没找好”。同样是半年，我又停下写作专心于小说的“点”，每篇小说，我都在想它的“点”在哪儿，这个“点”是如何做到的……虽然我至今也没明白小说的“点”的具体所指，但它让我非常受益。这位批评家甚至半开玩笑地对我宣告：你李浩一直以为自己是野兽，其实已经是家畜了——之后每写一篇小说，我都会问一下自己，这是野兽的活儿还是家畜的活儿，我李浩，一定要证明自己还能是“野兽”！
    我把这句话请书法家写成条幅，挂进书房。每次，新写一篇小说，我都会看它两眼，在心里默想一下：我新写的这个，是家畜的活儿还是野兽的活儿？我相信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愿意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作家愿意自己写下的不过是“已知”的小说——无论它服从于哪一种的“已知”，对文学而言都是无效的。然而，黄德海则从另外的位置向我再次警告：你学过美术，天天写书法，好，你能不能不顾及你所谓的那些已有的技法，胡写一幅两幅：写坏了又怎么样？是的，写坏了不能怎么样。回到家里，我真的遵从，开始“胡写”，包括变换使用毛笔的方式：可是，那些所谓的“规则”却始终在干扰，始终对我劝戒，我发现了我心里“小兽”的驯服，它真的是家畜化了。我竟然不敢写坏。我竟然不自觉地滑向技巧，虽然我的技巧运用是平庸而拙劣的。这一发现真的让我有些沮丧，我告诉了黄德海——他尖锐而深刻地告诉我，我所在意的写好写坏“不过是名声的变形记”！令我感动的是，他请一位朋友专门给我写了一幅字，抄录的是苏格拉底的话：这样的解释虽然能很巧妙又似乎很合理地解释神奇的传说，却不会让我羡慕。我想我至少部分地明白黄德海对我的劝告，他一定是感觉我在研究不相干的事物上耗费过多了，他一定是认为我还没有真正认识我自己。从我认识黄德海开始，他就不断地对我提出批评，也恰是因此，我对他更感亲切和感激。有些时候我的理念与他的认知也有部分的相左，但，他是真诚的坦率的，他是试图让我做得更好。我也愿意，用我的写作被他征服。
    是这些可爱的、真诚的批评者让我不敢懈怠，不敢沉浸于旧有的成绩里，不敢轻易地写下太过随意、平庸的文字，我怕被他们看到，从而轻视。是他们，让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我珍视他们的批评如同珍视可能的黄金。我很是强烈而固执地认定，所有把文学真正当作事业的作家都会珍视对他的批评，即使他是自负的人、有着强烈审美傲慢的人。批评的存在会让作家正视自己和自己的可能、自己的限度，能获得严苛检验的人是有福的，我觉得自己应当属于那种有福的人。王力平曾批评我写作的“非现实性”，他以为我回避了对生活的直面，也等于是回避了真问题，甚至建议把我发配到生活中去：“等10年之后我们再去接他，他要么成就一个好作家，要么就是一个放羊的老头儿”。我和他因为文学理念的不同不止一次地争辩，甚至面红耳赤，但那种文学之辩让我受益，我承认自己在争辩之后有着小小的调整。我愿意如此交锋，我愿意从交锋中获取，虽然有时出于虚荣和自尊而“心是口非”，非要维护。
    强调文学的无用之用——如果在两年之前，我一定会强力拥护，但近一年来我可能对此已有修正，它当然出自于我的个人理解，然而谁知道它不是部分地来自批评的影响？强调道德悬置，一向也是我的倾向，而在近一两年里我也悄悄地有了松动和变化，虽然我的道德概念可能依然与惯常使用的概念不完全重合——谁知道，它不是部分地来自于批评的影响？我是一个容易首先发出质问和怀疑的人，不会轻易接受，不过每个观点、每个批评我都会反复地思忖，它，也是我继续写下去而且希望能在好和更好之间选择的动力之一。
    “我们身上有着你笔下‘父亲’全部的发霉特征。我们一边批判他一边是他，一边是他一边批判他，因为是他而更深刻地批判他，因为批判他而更深刻地是他。但是，我们必须挣脱出来了！否则我们难以升华，难以和真正的文学的灵魂，和那些彻底的就像信仰本身一样绝决的大师比肩，支撑我们写作的或说文学的宗教不就是这个吗？但我们却在桎梏中常常背道而驰。我们狂妄是因为我们懂得卡夫卡、穆齐尔那样的灵魂，我们的写作触摸到这样的灵魂，让我们狂喜，但我们这个灵魂并不稳定，我们并没牢固地坐在上面，我们还老是幻想着敌人——那个老情人。真是老情人，骨头里的情人。”这段话来自宁肯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他愿意和我一起检视我们的灵魂，我们内心里那个“沉默的幽暗的区域”，检视在我们日常中所表现出的（却一直又不肯承认的）“虚伪、软弱、幻想、低下、言不由衷、发霉的算计”。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灵魂。有毒的灵魂。他说，偏执——我们在文学理念上做到了，但人格没有做到。人格做不到会影作品吗？作品做到不是就可以了吗？有时我们这样问，这样安慰自己，权宜自己。现在，我发现，李浩，真的会影响。我们被侮辱，被损害，却百折不挠，不究真理，反觉正常。”宁肯的这段话有些“诛心”，我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我急于和他说“不”，不是这样，真不是这样——但其实的确是这样。我承认，在我的身体里有强烈的媚俗，有虚伪、软弱、幻想、低下和言不由衷，甚至有时还为它们的存在自喜，但宁肯揭开了我（和我们）故意挡住眼睛的树叶。他说得真好，他说得真对。已经多年，我再次读到这封信，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还在，我的“有毒的灵魂”也还在，在我的抵抗中它也依然获得着丰满。如果我不抵抗呢？如果，我试图和浸于上面的毒和解，那会怎样？
    我愿意阅读批评，愿意接受一切来自于真诚、来自于文学内部的批评，它是我“侧面的镜子”，帮助我、提醒我、警示我，让我进而生出博弈之心、上进之心、敬畏之心。许多时候，我也愿意阅读像茨威格对荷尔德林、列夫·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施塔姆、荣格对乔伊斯的批评，它们给我意外，给我启发，也让我用他们的眼光来观看我的写作：这种思考有道理吗？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应如何解决？
    如果说，文学的创造其重要价值在于让我们认识生活和世界，认识和我不一样的他者的话，那优秀的文学批评同样如此，它帮助我认识我的生活和我所处的世界，认识我自己，也认识那些我所不理解的不同的他者。批评，其实一直让我受益，我相信对那些把文学看成是宗教的写作者来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