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张旭《肚痛帖》   右：张旭《严仁墓志》
    
    左：米芾《论草书帖》   右：李阳冰《三坟记》
    
    左：王铎《王维五言诗卷》   右：徐铉摹《峄山刻石》
    张怀瓘提出了“自然灵感”理论，但在唐代书坛似乎反应寂寂，无人响应。但翻检史料我们发现，他的同时代有一位大师，创作思想与张怀瓘一脉相承。这位大师，就是唐代狂草代表人物张旭。
    关于张旭的生平，《新唐书·张旭传》有简单记载：
    （张）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这里讲到他领悟草书的笔法，有民间异人的秘传，但更多的是他对生活事物的敏悟。如“见公主担夫争道”（有考证说“公主”是“公出”之讹，是他自己行路与担夫争道）而悟草书快疾避让法；“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通过心灵与音乐节奏起伏变化的感应，领悟了草书的高亢低昂曲折跌宕内蕴；“观倡（歌女）公孙舞《剑器》，得其神”——通过观察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唐代民间歌舞名段），而领悟了草书艺术的精髓。这些“书外求书”、在平凡生活（广义地说也是大千世界自然的一部分）寻找艺术灵感的故事，在书法史上已被奉为经典，广为传诵。
    但对于张旭来说，最有影响、最有学术内涵的艺术宣言书，是唐代大文豪韩愈写的《送高闲上人序》。这篇文章本是为当时名僧高闲写的，坚决主张“辟佛”的韩愈，为什么还给僧人书家作序呢？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文章中，韩愈对高闲可是毫不客气，他从历史人物干一行专一行，成就非凡，说到书法家张旭，然后把沙门高闲一心二用，嬉笑怒骂，狠狠奚落了一通。就在挖苦高闲，对比谈到张旭时，韩愈这位文坛巨匠，无意中把张旭这位狂草大师的艺术人生作了精彩总结，以至于后人说到唐代书法，都不得不引用这一段。韩文是怎么总结张旭的呢？他说：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前半段，韩愈说张旭把书法当作了自己生命的惟一。他把个人在世俗社会遭遇的一切不平，只要有动于心，万般情感，都倾泻在书法中。这是张旭以艺术寄托人生、人生与艺术相融的第一个层次，很多书法家都能做到。第二个也就是更高的一个境界，是张旭“观于物”，看到大千世界的一切，包括“山水崖谷”——山的巍峨、水的清幽、断崖的险峻、川谷的空旷；“鸟兽虫鱼”——鸟的轻盈、兽的猛壮、飞虫的小巧、游鱼的机灵；“草木之花实”——菊淡莲清，牡丹艳丽，松坚柳弱，藤蔓苍老，大自然鬼斧神工，不仅赋予一切事物以天然独特的质地、秉性，而且也给了它们特有的形色之美，各有其“动人春色”。孙过庭《书谱》说到“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书法家的心灵和眼睛不同于凡人，正在于他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可以从普通人视为平淡无奇的花草树木、飘扬云烟中感悟、摄取形色意态之美，而转换为艺术语言，熔铸于书法笔墨中。“日月列星”——有光美的浓与淡、强与弱，艳与素、绚烂与静淡；有形美的大与小、繁与简、疏与密、紧簇与朗舒，美的意象都可汲取而用之。“风雨水火”——天风海雨，有轻柔、有狂暴；洪水滔天，席卷一切；大火炽燃，直冲云霄。以至于“雷霆霹雳”、“歌舞战斗”，所有“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都有各自的形式张力，视听冲击力打动你，让你心灵为之战栗。对这一切，张旭都“一寓于书”了，他把它们转换成了书法——草书的形式语言。从这里可看出，张旭对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特别敏感。自然的风吹草动，都能掀动他心灵的万丈波澜，促成艺术创作灵感火花迸发；所有的事物，他都能找到和书法笔墨形式的“同构”形式，实现不同感觉世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的通感、联觉；自然物象通过心灵的过滤、升华和淬炼，转化为书法笔墨辉煌灿烂的生命意象。他的这一层面的艺术实践，正好为张怀瓘的“自然灵感”理论提供了实践作证——书法家可以“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从最原始也是最广阔的自然、人类生活，发掘艺术创作的鲜活源泉。
    思想开放、想象丰富、勇于创造，是唐代文化的一大特色。盛唐时代书法家中，还有一位大家也留下了由自然而激活创作灵感的记载。这位大书法家，就是李白的从叔李阳冰。
    《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七载有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书》，曰：
    阳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傍模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制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鬓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者矣。
    李阳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篆书大家，其历史地位正如他自己所曾称“斯（李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是李斯之后继往开来第一人。他的篆书语言体系，与李斯相比，可以说更具有了艺术造型性。然而，小篆语言以单线为主，通过两种基本艺术语言——直线与曲线的微妙组合，构建其气象雍容的篆书艺术风格样式，这是居于书法艺术塔尖的巅峰艺术形式，绝对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现在欣赏李阳冰的小篆，感觉无从捕捉他的自然灵感与转换形式之间的任何信息与蛛丝马迹，但从他自己的陈述，我们确实可认定，他的艺术样式的构建，灵感来自大千世界。
    书法史上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如宋雷简夫“闻江涛而悟笔法”。雷简夫《江声帖》载：“予少时学右军……帖，苦爱重，但自恨未及其自然。近刺雅州，昼卧郡阁，因闻平羌江瀑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駃掀搕，高下蹙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笔下矣。”这是由江涛急流有规律的节律声触发书法家灵感发生的又一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