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以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及《文学革命论》为标志，中国文学界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这次运动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它实际有三项内容，即语言革命、美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语言方面，主张取消文言文作为正统书面语的地位，以白话文取而代之，做到言文一致；美学方面，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思想方面，批判封建思想道德，提倡“人的文学”、个性解放，强调百姓的个人权利。此外，它还信奉进化的文学史观，进化论是其反对旧文学的主要武器。
    近年来，一些学者质疑五四文学革命意义的声音时有出现，表现为：一是认为新文学倡导者对文学传统、对旧文学否定过多，转而重新肯定学衡派、甲寅派的某些文化立场和文学主张以及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价值；二是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论的文学观，强调以文学干预社会，导致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同时认为文学革命没有继承欧洲现实主义重客观的一面，最终使现实主义滑向了新古典主义；三是认为它提倡的进化文学史观有问题。对于上述质疑，我们需将文学革命这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置于其发生的历史环境之中，予以具体分析，在指出其某些方面存在偏颇的同时，科学评价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重要历史贡献。
    推行白话文势所必然
    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可谓势所必然，在文学革命之前已有较长酝酿。晚清以来，时代先觉者们意欲以文学启迪民智，痛感言文分离带来的严重阻碍。而到了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已有人做过书面语改良探索，但影响不大，且未能坚持。此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大声疾呼，极力推行白话文，将其视为一场“革命”，这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颁布法令形式承认白话文为“国语”，明确其正宗书面语地位。白话文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由此不断产生经典之作。例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丁玲等人的小说，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穆旦、臧克家、贺敬之等人的诗歌，曹禺、田汉、夏衍、李健吾等人的戏剧，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丰子恺等人的散文……如果不是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在运动初期，发起者有一些过激之词，但五四文学革命并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学。事实上，早期的文学大家们既具有西方视野和世界眼光，更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的白话文虽有欧化影响并吸纳口语长处，但又有文言的语感作基础，因而显得既生动活泼又精练净洁。这在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并非指那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而是指仿古、拟古、做作的形式主义、新古典主义文学。实际上，文学革命要求文学关注时代、关注现实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的现代发展。
    响应时代召唤的思想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不仅仅是语言的革命，由于其思想革命性质，甚至可以说，语言的革命也是为思想革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向现代迅速转变，这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当时封建旧文化对国人的精神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桎梏，如何去除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创造表达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新文学，促进人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文学先驱者承担的重要社会使命。这决定了文学革命论者不可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即使是被认为有此倾向的前期创造社，他们其实也是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对社会的控诉、表达自己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这绝不能与旧的“载道”文学观相提并论：文学革命所“载”的并非是封建文化的“道”，而是表达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及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注与思考。至于后来“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那也是文学应时代要求而发出的响亮声音。而且，“革命文学”也并非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之作，茅盾、丁玲、张天翼等人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优秀作品，既深刻阐释了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又不脱离作者的生命体验与独立思考，不失其个人风格。
    中国古代也有多次文学革新运动，但大多采取“以复古为革新”的策略，而五四文学革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仿古拟古，显示出更决绝的态度和更宏大的气魄。茅盾早年译介西方文学思潮时，特别针对中国古代小说只重叙述、缺乏描写的缺憾，提出借鉴源自法国的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特点，就是重视描写现实的客观性。到了晚年，他又撰文批判同样来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茅盾早期的思想和创作，直接受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影响，是文学革命成果的直接体现。这些思想或隐或显地影响了茅盾那一代作家的一生。胡适、郭沫若等人的白话诗突破古典诗歌美学的清规戒律，所体现出的追求自由、呼吁解放的精神，起到了无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不论是陈独秀旗帜鲜明的理论主张，还是继之而起的新文学早期作家的创作实践，都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与新古典主义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当时的进化史观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这种文学发展观念虽然遭到不少研究者质疑，但在当时的中国，提倡进化史观的要点在于求变，在于与时俱进，是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的。胡适所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既是进化史观的体现，又是《文心雕龙》“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思想的现代赓续。它并不否认某些文学样式、某种文学形式在特定时期有其辉煌的成就，但又认为每种文体也都有其衰落的过程，需要随时代而变革。因而，作家的思想观念包括美学观念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要求。这一观念鼓励文学创新，反对故步自封，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用历史眼光看待文学革命
    在文学革命发起阶段，一些人确有许多过激言辞和观念，例如主张废除汉字，对中国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学否定过多，将“新”作为最高价值标准。另外，在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形式的探索方面，也走过弯路。对于这种偏激或偏颇，也应历史地看待。首先，这种过激言论是出于“矫枉过正”的需要。虽然白话文主张已有前奏，但直到文学革命发动之时，此主张仍如石沉大海，响应者寥寥。当钱玄同代表《新青年》杂志向鲁迅约稿时，鲁迅就明显感到了这些先驱者的“孤单寂寞”。正因如此，才有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在当时旧势力和旧思想极其强大，一派死气沉沉的文化环境中，在文坛若不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难以引起广泛注意。同理，那时否定“贵族文学”，是为大力提倡“为人生”的平民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是为纠正以文学为纯粹消遣游戏的创作观念。其次，上述偏颇之处在外来批评及新文学阵营自我反省之后，逐步得到了纠正。废除汉字之说并没有多少人呼应，旧戏曲也并未消亡。鲁迅在写出《青年必读书》的同时，也在北大开设中国小说史的课程。闻一多等人提倡“新格律诗”，对早期白话诗作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格律美，又并非完全复古，而是延续和发展了自由体诗的长处。
    一百年过去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经验教训需要全面辩证地分析总结。文学革命发起时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今仍有研究的必要。例如，如何看待当时一些矫枉过正的行为？矫枉过正之后怎样施行补救、更好地发展新文学？在指出历史人物的偏颇、揭示文学创作的教训时，如何既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予以客观分析，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又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加深对文学革命的认识？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仍然时时回响，仍然需要文学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和解决。可以肯定的是，五四文学革命在加快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文学观念更新，促成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向新思想新道德转化方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也应继承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勇于打破不合时代要求的旧观念、旧意识，努力创造出既服务广大群众，又适应世界潮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