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曾经牵动着国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抗战（战争）文学及相关叙述也始终是蔚为大观。但在数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尽管时间在不断流徙，历史本身却并未变得足够清澈，那些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此刻已进入了生命的暮年，一些当初异常惨烈的图景也已如同一堆土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那些被有意无意掩盖或扭曲的史实却还躺在历史的角落等待着破解或澄清，打捞历史，修复或重建历史记忆，依然是一个急迫而严肃的话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些肖像展、口述史、历史遗迹的田野调查以及历史图片的重建天日，昭揭了若干重新进入历史的路径；而藉由新的历史语境的激发而衍生的一些文本，以及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方法论的运用，也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的互动这一老话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一、“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
    先从地方媒体《潇湘晨报》“湖湘地理”栏目六年来所采集的抗战老兵的肖像说起。
    据报道，“湖湘地理”栏目从2009年开始采集抗战老兵肖像，到2012年9月，共寻访到了201位老人（当时，湖南地区已发现、确定的抗战老兵为477人），其中，15位老人在此期间离开了人世。“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当时在长沙月湖公园艺术中心展出——“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展厅悬挂着一张张老兵肖像，入口处有“湖湘地理”栏目组自印的老兵明信片、画册《未曾老去：湖南抗战老兵肖像辑》以及其他一些和湖南抗战有关的书籍，角落里则播放着崔永元策划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级、大规模的抗战老兵肖像展”。越三年，更多的老兵被寻到，但黑色方框或者“已故”字样也更频密地出现（暂未得到具体数据）。201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又在长沙市博物馆举办了“TA 特别纪念”展，除了肖像之外，还有相关文物资料，出版画册《无名之辈：湖南抗战亲历者肖像辑（下）》。从“未曾忘记”到“无名之辈”，从“老兵”到“亲历者”，措辞发生了些许变化，不变的还是“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
    名之为“肖像展”，展出的倒基本上不是老兵们的肖像特写，而是多取中景、全景，相当部分还是大全景或远景。照片均为黑白色，摄影者显然着意标出一种颇为凝重的色调。每一张肖像下端均配有几百字的文字，介绍老兵从军的历史与眼下的生活状态——看起来，摄影师不仅试图展现出一张张“具体的面孔”，也试图展现老兵们的晚景。
    所展出的湖南抗战老兵们，经历各不相同，有的参加过黄埔军校，有的是被抓壮丁强征入伍的；有的从抗战一直打到解放战争，转战大江南北，有的则是短期抗战，和队伍失散之后，就回了家。但有一点大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抗战大军之中，他们基本上都是普通的下层兵士，是行进大军中的那么一个小黑点，是随时可能被子弹击中而殒命他乡的无名战士，是历史叙事难以触及的盲点。
    抗战老兵们的现实生活呢？尽管并非完全刻意，肖像展同时也展出了老兵们差强人意的现实生活。从肖像下端的介绍文字以及《潇湘晨报》“湖湘地理”栏目陆续刊载的记者采访手记类文字来看，“救助”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相当一部分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如今都是“湖南老兵之家”（并未获准注册的民间组织）这类机构与志愿者的救助对象。有的则长期住在社会福利院。就长沙地区而言，有人根据是否有离休待遇或退休工资，推测有1/5的老兵条件尚好，1/5中等，3/5条件很差。省会长沙尚且如此，湖南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何以当年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勇士们晚景会落得如此之凄凉呢？究其原因，多半还在“国”字上。介绍文字之中，屡屡有这等文字：黄埔军校第18期的老兵赵定一（生年不详，现住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曾有段时间不愿承认自己是‘黄埔生’”①。
    他们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抗战》团队称他们所接触的3500余名抗战老兵，有90%的人是一生之中第一次接受采访（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据此推测，“湖湘地理”栏目组所遇到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近年来兴起的重新认识抗战历史的潮流，这些抗战老兵的故事可能仅仅在他们老家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传布——但也可能连他们子女都知之甚少——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子女。
    由此，不难勾描这些抗战老兵的人生轨迹：参加抗战时20岁左右，可能并没有念过几天书；抗战结束回到家乡，又被内战的烽火所困；好不容易盼来了全国大解放，参加“国军”的经历却成为了历史的罪证，很可能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遭受政治歧视或牢狱之灾；及到风气终于扭正的新时期之后，又已是花甲之龄，生活可能还很窘迫——此等人生，又有何种机缘可以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呢？
    抗战结束至今已70年，在历史长河之中，这自然不过是短暂一瞬，对于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而言，却可说是已走到了生命的大限之际。能否赶得上那些耄耋老兵的历史故事，有时候需要一种生命的机缘，比如“湖湘地理”栏目组在岳阳找到曾经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老兵方桂贤（1919-2012.6.20）的时候，仅仅赶上了他最后的日子，理发师已经在给他做最后的净面了，6天后，老人过世。又如家住永州、已经失聪、听不懂普通话的彭程银老人（1918-），也已经难以与人交流了，“在老人破碎的记忆中，6年行伍生涯只剩下‘晚上走路，白天打仗’和‘后来有病跟不上队伍就回来了’……等只言片语”。
    尽管“现在已经错失口述历史的最佳时机”②，但是，“抢救历史”，同时让那些没有权利讲述自己故事的抗战老兵——让那些长久沉默的人开口说话，仍是很多媒体人、历史学者的工作动力所在。
    二、“一个老兵的远征”
    历史如何呈现，记忆如何表达，在不同的人物或语境之中，是有着重要的差异的。绝大多数老兵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也有知名度很高的，比如曾经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经历了缅北生死撤退、现居湖南平江的老兵朱锡纯（1924-）。其社会知名度多半得益于他本人对于历史的讲述。
    朱锡纯写得一手好字，早年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抗日流动宣传队；进入中国远征军后，为第一路第5军新22师政治部少尉干事，主要工作是负责保管每驻一地的风俗、习惯、人口、特产等资料，曾先后两次撰写战地日记，不过均毁于当时的战火之中。1943年4月伤愈，从印度回到昆明之后，朱锡纯没有重回部队，而是进入了机关学校学习。之后经历看起来比较平淡，在昆明娶妻，后来回到老家湖南平江。1989-1992年，开始撰写回忆录。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朱锡纯老人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章”。此后，全国多家报刊、电视台、各大网站相继报道了他的事迹，如北京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一个老兵的远征》（最终播出的节目约有47分钟），《我的抗战》摄制组拍摄的“野人山”专题等等。2010年9月，朱锡纯的回忆录以《野人山转战记：一个远征军幸存老兵的战地日记》之名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印刷字数达21万之多。
    从这等简要描述不难发现，相比于绝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金质勋章获得者朱锡纯至少有两点明显不同：其一，朱锡纯不是一个沉默者，早在舆论风气尚未开放的年代，他就开始有意识地书写他的故事。这些年来他接受了不同媒体的采访，他和他所讲述的中国远征军故事显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其二，与那些被媒体找到、然后接受采访的老兵不同的是，朱锡纯是主动的讲述者，他所讲述的也并非片段式的历史故事，而是非常完整地叙及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的情形，从远征军的由来讲起，之后是出发、打仗，再往下是大撤退途中的诸多惨状，最后是抵达印度。
    当然，这部在抗战结束40多年之后凭借个人记忆而写成的“野人山转战记”称不上是“日记”，也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献史料，而更近于纪实文学或者野史。不过，除了《后记》里的必要交代外，作者始终将故事控制在当时的中缅印战场之上（缅北丛林的撤退经历占了相当篇幅），其中虽施用了不少小说笔法，读来颇有戏剧性、情节性，但语调带有一种悲怆意味，叙述总体上也是平实的，少有后设性的历史视角，可说是关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的形象读本，有助于读者窥见当时的一般情形。
    近年来，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出版物多有出现，其中如《血祭野人山：一个中国远征军老兵的自述》③，带着并不恰当的猎奇心理或演义语调，若要类比，我倒更愿意提及曾出任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在抗战胜利前三个月所写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④滇缅公路的修筑也是抗战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是在现代机械设备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在筑路过程之中因为感染疟疾而不幸罹难。全书的写作初意虽在纪实，但书中多有语调低沉的段落，多有游移于工作场景之外的细节，比如写到勘察公路时，会花较多篇幅去写寡妇们的坟墓和贞节牌坊背后的故事；而关于“蝴蝶和啼叫的小鸟”的想象，则表达了对于古已有之的愁绪的理解。看得出，即便是抗战即将胜利——滇缅公路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将成为不可否认的史实，但作者还是将生命事实置于工程事实之上，显示了对于个体生命和历史的尊重。⑤对于风俗的记载原本是少尉干事朱锡纯的职责使然，但据他本人所称，《野人山转战记》初稿之中原本有不少关于风俗的段落，但后来为了突出抗战主题而一律删去了。
    这种处理方式自然符合历史表述的惯性，显示了宏大主题对于个人书写的规约，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却可能有所损坏。不过，总体上可以说，这本书与《修筑滇缅公路纪实》大致上处于同一层级，均可说是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字。
    总而言之，通过一种回忆的本能以及一种书写的能力，当年的少尉干事朱锡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展现了自己的形象，在公众的抗战历史记忆中占据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位置，有理由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抗战叙事之中，朱锡纯以及朱锡纯所讲述的中国远征军的故事都会被反复讲起。
    三、记忆或遗忘（一）
    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来看，《野人山转战记》所蕴涵的记忆或遗忘的话题是尤为醒目的。书中有不少历史人物，但也有一些人物，虽有名有姓，但在今天看来，已近于无名者，比如一位名叫李国良的战士，22师政治部上尉，济南人，时年近30岁。他曾经和朱锡纯一道在野人山里艰难穿行，却没能幸运地走出去，临终之前他曾作七绝一首，托朱锡纯抄好，并替他领几个月津贴寄给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女友。但是，当朱锡纯拖着伤病之躯终于抵达印度之后，他所有的衣服、连同那个写有地址的纸条都被扔进火化坑付之一炬。60多年之后，在《一个老兵的远征》节目之中，朱锡纯老人面对电视镜头，仍记得那首七绝，“联军履北断归途，投笔从戎志未酬。革裹尸还犹自愧，流亡何语谓班侯。”也还在为无法完成战友遗愿而痛哭不已。
    战士“李国良”就那样无声息地死于异国他乡，死亡的消息大概从未传递给那个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女孩——可能也从未传递给家乡的父母，他的故事在朱锡纯说出来之前，大概也只能说是一片黑暗——即便是朱锡纯说了出来，李国良的父母、他的恋人（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呢？）多半也已经无法再听到了……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