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本书出行，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个保留至今的习惯。80年代读大学时，买过百花出版社的口袋本散文集，如孙犁先生的“耕堂劫后十种”的好几本书，隽永可爱，至今珍藏。那个时候，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上海的“五角丛书”等等书籍，开本都不大。十多年前，华夏出版社曾经出过64开本的中国古籍经典注释本，笔者当年购置了《世说新语》《荀子》等书，偶有出差，常携带翻阅。近来还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朝内166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卡夫卡的《变形记》、译林出版社的鲁迅自编文集，都是32开的小开本。
    不过，现在带本书出行的享受，已经大为减少，因为许多书本实在太大，不便随身携带。现在的书籍，有个现象，就是开本越来越大，而且书本尺寸大小规格不一样。书籍长高变宽、规格多样的结果是，苦了图书馆，原来的书架不适用了。图书馆可以适时更换和调整书架，一般家庭因此而要更换书架就有点不大容易了。连续出版的系列图书，更加需要保持图书款式规格的一致性，以利于书架放置。笔者非常赞赏《读书》杂志不求形式之“壮大”，一直保持着多年来的大32开本。
    现在出版的书籍，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字太小。我的阅读感受是，文字太小，即使行矩稍宽也很费眼力。不少书籍，好大的开本，却用五号字、甚至小五号字。喜欢用五号字甚至小五号字，可能是受英文书籍的影响。因为英文是横向排列的字母，小一点仍然能阅读。可汉字是方块字，字体太小，就成了圆点，一行文字就成了一条一个个圆点排列的线，无法阅读。更有甚者，有的书籍一页之内留白甚多，却仍然用小五号甚至更小的文字。文字太小，实在劳累读者的视力。不知可不可以请用眼卫生和视力保护方面的机构或专家评估一下，对于汉字，究竟多大的文字大小是合适的，并且提出可能影响读者视力和阅读的文字的大小的警告线。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是文字大，而且行矩也较大。这样，就要增加书籍的厚度，增加纸张的使用，不利于节约纸张和环保。当然，为适合老年读者阅读，印一些字体适当大的大字本的书籍，是可以理解的。
    视觉方面还有的问题是墨迹偏浅和色彩不醒目。书籍文字墨迹深浅，是影响阅读效果和视力的一个因素。有的书籍，文字字迹偏细、墨迹偏浅。不知是为了节省油墨或者炭粉之类的印刷成本，还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书籍中有彩色文字，本来是为了内容区别，或者悦目以吸引读者注意。可如果色彩用得不合适，或者搭配得不协调，同样会苦了读者，影响视觉和阅读效果。从中文书籍来说，黑色之外，一般用朱红比较醒目，而用蓝色、黄色等色，时间稍长，就不利阅读效果。至于少儿读物的色彩搭配是否合适，更是有待用眼卫生和少儿视力爱护专家进行专项评估。
    以上诸种情况，时有出现在书籍中。曾经看过某书，700×1020毫米的16开本，书本不可谓不大，却用五号宋体正文，行矩比较宽，文字笔划很细，注释文字用的是小五号，感觉是白白浪费纸张。有一种图文本中国古代小说，正文中的诗词用五号仿宋蓝色字，文字反而不够醒目，让读者觉得眼累。有一本介绍藏书票的书，藏书票图案印刷很清晰，可在另一页的文字说明，明明有许多空白，却用五号字体，更有甚者，注释文字用与纸张颜色非常接近的浅黄色小五号楷体，几乎看不清楚，成为本来是一本很有鉴赏品味的书籍在设计上的败笔。
    书籍说到底是印在纸张上的文字，读者看的是文字，文字醒目是第一位的，看得清楚，又保护视力；当然也希望享受到阅读过程中视觉的悦目。从节约纸张，促进环保，和减少读者、图书馆的购买经费来说，还要考虑一本书的得字率。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新编小四库《元曲选》编者明确表示，“在确保视觉效果的前提下，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版面，以减少印张，从而减轻读者的负担”。出书人有这种为读者考虑的意识和境界，是读书人之福，令人敬佩。
    当然，关于书本大小，也不是说一定要小的才好。个人的体会是，需要放在书桌案头静心研读的书，开本大一些无妨，比如最近出版的《习近平论治国理政》一书。可以手持携带把味鉴赏的书，开本不妨小一些。如上文提到的口袋本和朝内“朝内166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等书。译林出版社出的鲁迅自编文集，文字清晰醒目，设计装帧和印刷质量均可称上品，如果字体再大一号，视觉效果会更好。总之，书是用来读的，希望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更多地为读者着想。
    作者：李尧鹏（复旦大学纪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