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一年，我在一所乡中学教书，闲暇时我和同事们爱在宿舍前的走廊上聊天。那会儿不像现在，世界那么小，我们没有更多的去处。聊的什么，不记得了，不外乎小世界里的人和事。有一天聊着聊着，上课铃响了，刚才还嚣嚣嚷嚷的几个人忽然全都散了，就剩两个人：我和一个同事家的小保姆，傻愣愣地呆在走廊上。正欲离开时，小保姆忽然对我说，叔，给您看样东西。她捋起衣袖，露出一截手臂。她的手臂很瘦，还黑不溜丢，生不出玉臂寒的怜惜。叔，我这里有一根针，信不信？她用另只手指着裸露的手臂说。我一时没明白过来她说什么，怔怔地看着她。她似乎怕我不相信，将另一只手摁在裸露的手臂上，稍稍用力挤了一下，果真她的皮肤下现出了一根针的形状来。我很吃惊，她的手臂里怎么会埋有一根针。我不知说什么好，就问她，疼吗？她说不疼。怎么不把它取出来？我又问她。她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脸上滑过一个无奈的笑容。我后悔那一瞬间我犯傻了。
    那一年的夏天，我离开了那所乡中学，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保姆。后来，在无数短暂的瞬间，我会不由自主想起那个小保姆，想到埋藏在她手臂上的那根针。我很惊讶，那么弱小的一个女孩，手臂上埋着一根针，居然还能帮人家带孩子，洗衣服，做饭。我有过很多瞎想，那根针是怎么进去的，进去了多长时间，取出来没有。如果那根针一直藏身在她的手臂上，会怎么样，会不会妨碍她的生活，会不会给她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再往后，我又将那根针扯到了自己身上，如果它埋藏在我的手臂上，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我会怎么样。我还能不能正常生活，对着电脑打字，给孩子当父亲，拥抱爱着的人，同陌生的世界握手言和。能，似乎又不能。我同世界的关系似乎简化成一根针的关系。这根针要么埋伏在我们体内，要么杵立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怀揣着一根针，无数根针，还能如此活着。我们同体内的针相互妥协，和解，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我们允许它在我们体内存在，它也不轻易离开我们。有时我也很恐惧，它会不会从我们体内激射而出，中伤薄凉的世界，或者被薄凉的世界吞没。我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那根针仍旧在我们体内，我们时时能感知它的存在。它也没让我们忘记它，在我们忽略它的时候，它会猝不及防给我们某种痛楚，给我们某种能够承受的悲伤。
    在《穿白衬衫的抹香鲸》中，一个叫抹香鲸的孩子因为一个重要客人的即将来访而丢失性命，可是客人终究没有出现。我们被体内的那根针刺疼了，我们像是被谁狠狠地掴了一掌。我们被生活嘲弄了，被我们体内的针所嘲笑。我为即将出版的小说集《空房子》准备了一个创作谈，我在其中说，“我瞄准了人的高贵，却又如此不合时宜”。在《穿白衬衫的抹香鲸》的结尾，马尾松走过抹香鲸的坟墓时深深鞠了一躬，这一鞠躬给了我们悲悯和赎罪的高贵，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至少他替我们保全了作为人的某一方面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