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个意外产物。照我的写作计划，它至少该在三年后诞生。《耶路撒冷》写完，我就开始专心准备一部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的长篇小说。这小说既跟运河有关，运河的前生今世必当了然于胸，有一堆资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写作习惯，从南到北运河沿线我也得切实地走上一两趟，走过了写起来心里才踏实；小说的一条线在1901年，这一年于中国意义之重大，稍通近现代历史即可明白，这一年晚晴政府下令废止漕运，也直接导致了运河在今天的兴废，如此这般，二十世纪前后几年的中国历史也需要仔细地梳理一遍；凡此种种，有浩繁的功课要做，我是预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没想到大到如此，一个问题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一本书牵扯到另外一本书，笔记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资料和想法淹没之感。有一天我面对满桌子的书发呆，突然一个感觉从心里浮上来：有件事得干了。这个感觉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说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赶到前头了。这小说就是《王城如海》。
    那时候它还叫《大都市》。在此更前它叫《大都会》。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写的的确就是从大城市看小城市里的事。写完了意犹未尽，想换个方向，让目光从小地方看回去，审一审大城市。当然是以北京为样本。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跟过去写过的一系列关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说不同。区别在哪里？在“老书虫文学节”上，与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三位作家对谈城市文学时，我开过一个玩笑：很多人说我“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放言无忌的时候，这小说才刚开了头不久，但真要通俗、显明地辨识出两者的差异，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从动笔之初它就没法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有个长篇小说叫《大都会》，写纽约的；有德里罗在前，且纽约之“大都会”称谓世人皆知，我只能避开。那就《大都市》？与《小城市》相对。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先生聊及该小说，他以为“大都市”不好，听着与“耶路撒冷”不在一个级别上，过两天发来一条短信，苏东坡的一句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说备用。没想透的事我不会贸然答应，尤其是小说题目。我是必须有了合适的题目才能把小说写去的那类作家。接下来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写在纸上，有空就盯着看。我让这四个字自由地发酵和生长，让它们的阴影缓慢地覆盖我想象中的那个故事，直到某一刻，它们巨大的阴影从容、开阔、自然地覆盖住了整个故事，好，题目和故事恰当地接上了头，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说才真正出现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以我的经验，瓜熟蒂落的小说不能拖，拖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再也不会碰它。熟过头，你对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丧失殆尽，写作真就变成一个程序化的机械劳作，背书一样面对稿纸复述，写作让人着迷的寻找和探究的快乐荡然无存，这样的写作于我是折磨，宁可不干。所以，既然意外怀孕，那就当其时令，该生就生。
    2016年1月1日上午，我坐到书桌前，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良辰吉日，就摊开习惯用的八开大的稿纸，在第一页的背面写下“王城如海”四个字，第二页的背面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句话：“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坡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从此开始。
    自元旦日始，到5月18日三稿毕，十万余字的小东西用了近五个月。我无从判断写作的速度快还是慢。有快的，长篇小说《夜火车》十来万字，一个月写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万字，折腾了六年。但不论快慢，没有哪个小说比《王城如海》更艰难，很多次我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写作《耶路撒冷》的六年里，横无际涯的时光如大海，我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往电脑上敲，也没有为一部小说的无力完成如此焦虑过。不是故事进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复调整，要一遍遍推倒重来——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从不为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此焦虑和恐惧；只要耗得起，写作中几乎不存在过不去的槛儿，实在越不过了你就等，最终时间会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
    多事之秋。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城如海》的整个写作过程。在动笔之前祖父就进了两次医院，溶血性贫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体内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标像股票一样隔天就直线往下掉。本地医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厉害，血型都测不出来，只好转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多次尝试，血算是补上了，其他问题出来了。上年纪了，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医生让我把祖父想象成一辆老爷车，各个部件都处在报废的边缘，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抛锚的一种可能。当然，油上不去，将会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报废；而对一辆老爷车来说，哪个部件都报废不起。补过血，回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四个小时的车躺着去那家医院。如此反复，祖父真折腾不起了，溶血性贫血在大剂量激素药的遏制下，成了威胁生命的次要因素，身体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医生说，每一个脏器都可能随时说不。正是在众多的“不”声中，我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开始了《王城如海》的写作。千里之遥不能淡化任何一点担忧和焦虑，相反它在加剧和放大，你使不上劲儿，听风就是雨，你会为你使不上劲儿羞愧，自责你逃离了灾难现场，自责你因为距离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关口，我都觉得自己是帮凶。我使不上劲儿，连口水都不能端给祖父喝。
    祖父是个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学校长，其后被责令当了多年的猪倌。平反时年纪也大了，离休终老，在乡村里也算大知识分子；闯荡过世界，毛病很多，见识也有，但在儿孙问题上还保留了老脑筋，最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孙子。凡我的事，都有另外一套规矩办。从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书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说。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去镇上赶集，祖父骑着自行车，逢集就带上我，进了集市不管饿不饿，先给我买二两油煎包子。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包子。出门念书了，从一周回来一次到一个月回来一次到一学期回来一次，再到工作结婚后经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习惯从未改变：我离家之前一两个小时，他就会拎着马扎坐在大门口，听着我收拾行李的动静，我出门，他也站起来，拎着马扎一直沉默着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么劝都不回去，只说，“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从外面回来，祖父会提前几个小时坐到巷口的路边，就坐着，坐累了回家，抽根烟喝杯茶，过一会儿拎着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车晚点，到家已经半夜，八十多岁的祖父实在熬不动，上床睡了。父亲接我，用手电照着巷口至家门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脚印，把雪都踩乱了。父亲说，祖父一晚上就没干别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说也没用。那时候手机电话都通，我啥时候能到家早就通报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坚持摸黑往巷口去，嘴里还是习惯性的那句话：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说第一句话，就听见祖父在房间里说：“回来了？”
    祖父从不讳言他对孙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爷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一度因为器官衰竭头脑出现了混乱，身边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听谁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电话里告诉我，只在听到我名字时，祖父突然清醒了，说：“那是我孙子。”
    待在北京写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多通类似的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来回通过二十多个电话。不通电话我焦虑，通过电话我更焦虑，真像蝴蝶效应，家人任何一点悲观的判断和情绪都能在我这里引起一场风暴。每一通电话之后，我都得坐在书桌前稳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书，让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静下来，直到下笔时心里能有着落。
    工作之余我都尽量写一点，一天两百字也力图有所进展。完全停笔不动只在春节前后，我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医院，二十四小时守着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坚持回家过年。有天早上醒来，他说我这是在哪里，为什么周围都是白的，房子连个屋顶都没有？医生说，天大的事也等过了年再说，别让老人有遗憾。这话说得我的心悬了整个年关，生怕祖父出什么意外。好在挺了过来，祖父又长了一岁。在老人身边焦虑的确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搀扶到阳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为祖父处理大小便问题，我使得上力气了。那段时间几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带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话上，离开老家时还在哪句话上，我甚至都没把稿纸打开，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纸原封不动地背回来。回到北京，坐下来，继续在书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时刻担心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确定性的消息。祖父的状况确实在每况愈下。医生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随时。我便在写作中随时提防那个“随时”，而这个“随时”让我的写作断断续续、举步维艰，让我觉得每一次顺利地接续下来都像是一场战斗。实话实说，半程之后的《王城如海》，我没能感受到丝毫的写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争夺一个祖父。
    5月18日，三稿结束。6月24日，祖父在家中去世，该日故乡降下多年不遇的大雨。愿祖父在天之灵安息！
    坏消息在这五个月里扎了堆。祖父尚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四姑胰腺上查出来有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因为慎重，特从省城医院请来了主刀大夫。六个小时的大手术，一家人在手术室外掉眼泪。还好，切片结果，良性。我在电话里得到消息，觉得在生死之战中，终于胜了一局。四姑待我极好。在镇上念初中那会儿，学校没法给低年级学生提供床位，住不了校，我在四姑家住了很久。四姑炒得一手好菜，念大学了，我去学校之前经常绕道四姑家，先吃一盘四姑做的剁椒鸡蛋再去坐车。祖父的病情之外，电话内容里又多了一项，四姑的病情。
    四姑术后不久，父亲脚腕处积水，严重影响了行动，服侍祖父都感到吃力，不得已也开了一刀，卧床数日。他们远在老家，我唯一可以接近的方式就是电话。我从来没有如此感激过电话的发明者，伟大的亚历山大·贝尔；我也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这个美国人，每当我坐在书桌前，心绪不宁、惊慌失措地面对《王城如海》的空白稿纸时，我就想，这个小说是永远也写不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应付接踵而至的坏消息。
    这些都不算完，看过小说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中花了不少篇幅写了北京的雾霾和一个叫余果的五岁男孩，他在故事发生期间正经历旷日持久的咳嗽；他的小嗓子对雾霾过敏，PM2.5稍微往上飙那么一点，在他那里就立竿见影。没错，写作这小说的过程里正值北京旷日持久的雾霾，也因为这雾霾，我四岁的儿子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咳嗽，他和余果一样，对雾霾过敏。刚治好了，雾霾来了，咳嗽又起；费了很大的力气再治，差不多了，雾霾又来，咳嗽再起。写《王城如海》的四个多月里，儿子前后咳嗽了三个多月。听见他空空空的咳嗽声，我同样有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感和绝望感。那段时间，儿子清一下嗓子，我都会心惊肉跳。白天纠结他上幼儿园穿什么衣服，穿多了怕他上火，肺热咳，穿少了又担心着凉，肺寒咳或感冒咳；我睡得迟，睡前零点左右，看一次他被子盖得如何，凌晨四点钟左右还会醒来一次，看他是否蹬了被子，身上有没有微微的汗意。从早上起床到半夜突然醒来，一天要看挂在书橱上的温度计好多次。明知道气温变化不会大，还是认真地去数两个度数之间的一个个小格子，我要精确到半度、四分之一度、八分之一度、十六分之一度。
    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进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三十出头，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豪言壮语，要努力进入宽阔、复杂、博大的中年写作，并为此很是认真地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不必刻意地想象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就不会太离谱。在小说里，我多次写到雾霾，与其说要在其中加入一个环保和批判的主题，毋宁说，我在借雾霾表达我这一时段的心境：生活的确是尘雾弥漫、十面霾伏。
    当然，我肯定知道谁都不能永远都过开心的好日子，生老病死，聚散离合，乃是人生题中应有之义，圣诞老人也不负责每年都往你的小袜子里塞礼物。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就吧啦吧啦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在小说里的那个霍大夫精心理疗下，小东西现在身体倍儿棒，两个小腮帮子上又有了婴儿肥的迹象。四姑康复良好，逐渐适应了腹腔内摘掉部分器官之后的空。父亲为脚腕处积水上了两次手术台，现在伤口完全愈合，回到了之前的健步如飞，只是在夜深人静时，还会慢慢寻找腿部皮肉和骨头之间曾有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王城如海》是用笔写的，在高度发达的高科技时代，我给它找了一种古典的诞生模式。从2003年起，我就告别了稿纸，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在电脑上敲出来。从前年开始，突然对纸上写作恢复了热情，喜欢看见白纸上一个个汉字顺次排列下去，甚至涂涂改改、东加西嵌的鬼画符似的修改方式都看顺眼了。一些小文章就开始断断续续用笔在稿纸背面写，写完了录入电脑，录入时顺便就修改。《王城如海》是我的电脑时代最长的一篇手写文章，第一稿就用了近两百页稿纸。纸是《人民文学》的老古董，八十年代杂志社通用的大开本，电脑来了，稿纸就淘汰了，剩下两箱子一直库存。前几年杂志社装修，地方变小了，用不上的东西都须清理，眼见两箱稿纸要卖废纸，我截了下来，竟派上大用。
    过去出门出差，有稿子要赶，就得哼哧哼哧背上电脑，重不说，机场安检拿进拿出还得随身携带，太麻烦，现在出门扯下几张稿纸，对折，往包里一塞，走哪写哪，轻省简便，对日益膨出的腰间盘都是个贴心的福利。最主要的，不必在电脑开机关机的诸般仪式上浪费时间，还可以避开我的一个坏毛病：每次打开电脑都要把写好的部分从头到尾看一遍。工作忙了，日常也诸事烦扰，经常前面的万把字还没梳理上一遍，事就来了；下次坐到电脑前，又要重新来过，于是一次次温故却不能知新，家人都看不下去了：你这哪是写作，分明在复习迎考。
    ——那就稿纸，摊开来就写，一页六百字，再加两三页富余的以备写坏了撕掉，两千字的短文带五六张稿纸就足够了。极大提高了我出门在外和忙得只能见缝插针地写作的效率。
    《王城如海》就是在一次次焦虑、无助、悲伤和恐惧平息之后，下一次焦虑、无助、悲伤和恐惧来临之前的间隙里，一页一页地写出来的。也因为携带方便，这部小说跟我走了很多地方，出门我把它折好放在一个专用的文件袋里，确保它平顺和整洁。但在印度，这小说差点流了产。一月份去新德里参加世界书展，从加尔各答飞德里，小说稿和与它有关的写作笔记，一个详细记录我的构思和点滴想法与部分细节的硬皮本，放在行李箱中托运，我人到了德里，行李箱丢了。看着空荡荡的行李传送带咣当一声停下，我的汗刷地就下来了。我极少重写，哪怕一篇短文，丢了就丢了；实在要重写，也得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径，原样拷贝在我看来只是考验记忆力的体力活儿。还有那个硬皮笔记本，这小说构思了好几年，零散的想法都记在上面；你让我把笔记本合上，问里面都记了些啥，对不起，五分之一的内容我都想不起来，只有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我也能想起一大片的东西来。两样东西都丢不起，除非《王城如海》我不想要了。
    与机场工作人员交涉。找不到。那也得继续找。别人的行李都在，我的就没理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还是找不到。务请继续找。迷路了也得让我知道迷到哪条路上了。那天晚上工作人员快给我烦死了，从十一点一直忙到凌晨一点，来了消息：找到了。至今我也没搞清在哪里找到的、分拣行李时出了什么岔子，顾不上了，千恩万谢了一番，想的就是赶紧打开箱子，把小说稿和笔记本装进随身携带的双肩包里。走哪带哪心里才踏实。
    我把《王城如海》的失而复得看作一个预言，在异国他乡都没丢掉，回到国内，在我手上更不能让它丢了：决不半途而废。疾病和坏消息席卷的几个月里，我的确多次感觉没力气把它写完了，甚至只剩下最后不足一万字时，我都动过撂挑子的念头；这些时候我就回想德里机场的那一夜，我执著地耗在行李传送带边，跟工作人员理论，旁边是一群宽慰和支持我的师友，他们陪着我直到柳暗花明的凌晨一点。在印度它没丢，说明它不想丢，那就不该丢。既如此，凡事都得过去，凡事也都能过去——我深呼吸，喝浓茶，铺纸握笔，继续写下去。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四十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城如海》当是急管繁弦的断章。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要尽量有所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周。
    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给放没了。也好，表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