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近来逐渐成为汉语中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人们注意到，在之前常用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又加上一个“文化自信”。其实，这四个词汇并非等级别概念，“文化”可以涵盖前面三个范畴，将它们合成“四个自信”，大约有这样两个生成语境：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与我国迅速增强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实力相比，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相形见绌，如何充实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让整个世界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强大存在和广泛影响，终于成了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迫切问题；二是这里的“文化”或许是指狭义的文化，即文学艺术。若果真如此，在如今高调倡导的“文化自信”中，“文学自信”则无疑是一个核心命题。
    中国文学从来不缺乏自信，始自《诗经》的悠久文学传统，四书五经所具有的文学内涵，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四大小说，乃至近现代新文学运动，屈原、李杜、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鲁迅、莫言这样的文学家，绝不逊于任何民族的文豪，中国文学博大精深，始终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之一。但平心而论，与英、俄、德、法等大语种文学相比，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如今仍是相对不足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与其创作实绩是不相匹配的。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历史的也有地理的，有文化的也有语言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如今，在中国文学高举文化自信的旗帜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意识到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国文学和所谓“外国文学”在我们意识中的分野甚至隔离。自清末民初大规模翻译外国作品起，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生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半壁江山。外国文学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强大影响，使得我们的读者对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如数家珍，使得我们的作家往往“言必称希腊”。这原本应该赋予我们更多的文学自信，因为相比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我们显然更了解外国文学。但悖论的是，更了解世界文学的中国作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作家相比，心目中的“外”字反而更为突出，似乎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面对的文学一分为二，而且，以一国文学之传统面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优秀文学之总和，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我们的不对称之惑。其实，我们应以一种更为整体的目光看待我们的文学，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为汉语存在，已属于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语也就成了“外国文学”，即便没被翻译出去，它也应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事实和现象，世界文学原本就是一个没有篱笆的大花园。有了这样的世界文学大局观，我们在阅读和写作时就会更少中外之分，就会淡化过于强烈的学习心态和模仿行为，更不必努力地写给外国人看，为了被翻译而写作。
    其次是“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的关系问题。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史，它是我们的文学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和精神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为当代作家提供着千载难逢的描写对象。在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当然是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但中国故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该如何讲述，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人类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统帅乃至商人，往往是相互牵制的，勾心斗角的，而有史以来的文学家却大都心有灵犀，惺惺相惜。人类的文学就整体而言就是人类复杂情感的审美呈现，这应是人类文学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前提下，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把中国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用文学的方式介绍给世界，在当下，就是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丰富构成和复杂演进呈现给全世界的读者。就这一意义而言，所谓“中国故事”也就是“世界故事”，就是全人类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人的故事，人类的故事，即将每一个中国人都当成一位世界公民来描写，把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当成自己的生活来面对。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讲中国故事，才能使我们的文学获得更为普遍的精神和美学意义，为全世界的读者所阅读，所亲近，并为之感动。
    最后是当下的写作和“后代里的读者”的问题。我们在当下提出“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的问题，这表明我们的文化实力和综合国力一样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但是，口号的提出与目标的最终实现之间往往存在一段很长距离，我们要将文学自信的获得与保持视为一次文学长征。布罗茨基从曼德施塔姆那里发现了“后代里的读者”这一说法，意思是说一位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其创作往往是超越时代的，他只能在后代中方能遇见真正的读者知音。无论就某位作家的具体创作而言，还是就某一民族的文学整体而言，文学高峰的登攀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力戒浮躁，过于强调文学走出去，可能因为我们还置身于某个封闭的文学营垒；高调地鼓吹早出杰作，快出杰作，反而会影响作家的写作节奏和文学抱负。文学是一件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文学影响的产生、扩大和持续也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文学的自信，往往也就是坚守未来的信念。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上述几个问题并迎刃而解地作出我们的处置，我们离真正的文学自信也就不远了；而我们真正的文学自信一旦形成，文化自信对于我们而言可能便不再是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