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无数理论家围绕“文学评价标准”这个话题争论不休，迄今仍无定论。各种文学评奖的“评奖细则”里写得清清楚楚，但评奖结果永远是众口难调。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估量，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的标准一刀切，搞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可以用“生产”来概括文学生成过程的时代，我们究竟有无调整文学评价标准的必要？
    古往今来，无数理论家围绕“文学评价标准”这个话题争论不休，迄今仍无定论。各种文学评奖的“评奖细则”里写得清清楚楚，但评奖结果永远是众口难调。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估量，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的标准一刀切，搞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即使大师也不能免俗，例如歌德对《巴黎圣母院》的评价就早已成为笑谈。诸如“真要有很大的耐心才忍受得住我在阅读中所感到的恐怖”、“没有什么书能比这部小说更可恶了”，甚至还有“这个时代不仅产生这样的坏书，让它出版，而且人们还觉得它不坏，读得津津有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我想，如今没有人会怀疑歌德的审美能力，但估计也没有人膺服他对雨果和《巴黎圣母院》的恶评。值得思考的是，歌德为何会得出这些在今天看来相当可笑的结论？
    朱光潜在翻译《歌德谈话录》时曾特意在歌德那段话后加注：“歌德对雨果屡次表示不满，可能是由于雨果在当时所代表的算是进步的民主倾向不合歌德的口味。”由此可见，歌德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他的文学思想不能在“时代精神”面前做出灵活的调整，不能适应已经发展变化了社会与时代，犯了“胶柱鼓瑟”的错误。由此回望钟嵘写《诗品》的时代，质朴直率的陶渊明诗与当时那种强调文学创作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崇尚绮靡繁富诗风之“时代精神”的不合拍显而易见，仅被列为“中品”便是理所当然了。
    当下的时代与歌德的时代相比较，变动性或许要更大些。最显著的事实莫过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对文学与阅读的冲击。遥想新时期伊始，一位作者曾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指斥“出版业在现代的西方世界已经成为另一种大规模赚钱的‘工业’，而作家则是这整个企业的一部分而已”，“在什么都是商品的社会里，一有‘销’这个字就应当警惕一下”。他不会想到，仅仅过去20年，中国就已经进入了“畅销书时代”；他当年所不屑不齿、要“警惕”的英美出版业状况，在中国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翻版。“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双城记》的开头用来概括我们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亦不过时，但无可否认的是，如今也许是最不适宜“高蹈”的隐士生存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可以用“生产”来概括文学生成过程的时代，我们究竟有无调整文学评价标准的必要？许多人在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候，都会甜蜜地缅怀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文学经典阅读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从权威的档案中翻检出《红与黑》《简·爱》等世界文学名著动辄五六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发行量，也可以从泛黄的老照片里去追忆新华书店文学柜台前排长队购书的盛况。无疑，20世纪80年代初全民性的经典阅读行为奠定了后来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文学评价标准，特别是对于今天众多活跃在批评界的批评家们来说，他们恰好在那个时代步入大学校园，沐栉了中外古典名著的和风雨露，在日后的文学评价活动中自然会以这些名著造就的纯文学眼光去衡量一切。但通过许多出版界人士回忆我们能够了解到，一方面，新时期之初文学名著的大量印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年无书可出，为了满足社会上日益高涨的读书热情不得不突击再版若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旧书的结果。试想，倘若当时出版社选择的不是这些严肃的纯文学作品，由这场大规模出版发行活动造成的全民阅读之风也许就会是另一种风向了，日后的文学评价标准会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另一方面，当时几乎没有非“纯文学”作品可供选择，在长期思想禁锢刚刚放松的时候，出版界也难有魄力去触碰禁区、大规模出版通俗文学作品。但即使如此，由刘兰芳、袁阔成等人的评书改编成的《杨家将》《明英烈》等通俗小说，也获得了世界名著难以企及的发行量和阅读率，并直接导致了几年后港台武侠小说的热销。
    在今天冷静回望那股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革”十年阅读饥渴推动下形成的群体性经典阅读风潮，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当年那种状况在今天的中国已不可能重现。文学阅读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趣味大分化之后，如今已经步入个性化时代；互联网络的高度开放性、互动性及其普及性，使得以行政、出版手段控制大众阅读风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就导致作家会自觉调整创作出发点，探索一条使作品既叫好又卖座之路，甚至迎合读者的口味而进行创作，去打造“畅销书”。从《飘》等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可以看出，畅销书有朝着经典或名著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或者说经典和名著必须首先是畅销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问题，因为“艺术只有作为‘为他之物’才能成为‘自在之物’，因此，被读者阅读和欣赏是艺术作品的重要本质特征”，“文艺作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况且，“纯艺术纵然对许多人来说可以是纯粹的自我实现，但不一定是一种现实必需品”，“在所有社会力量中对艺术家影响最大的就是公众趣味，他可以无视公众趣味，但他无法躲避它的影响”。我们看到，众多专注于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如今也已经开始转变观念，选择大众读者喜闻乐见的题材，借鉴通俗文学创作的手法和经验，在出版、发行过程中也变被动为主动，渐渐可以嗅到些许商业（甚至炒作）气息了。
    我们还应当承认，尽管文学评价活动需要评价主体高度敏锐的嗅觉，但历史上每一次评价标准的微调都难免表现出滞后性。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表现出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形态和美学风貌，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精神最集中最形象的展现。如果无视文学评价标准调整的滞后性，甚至墨守陈规，就很难对其作出中肯的评价，也势必会对网络文学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对于当前文学界出现的种种商业化倾向，我们不能一概指斥为拜金主义的腐蚀。马尔库塞谴责“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作出来的”，哈贝马斯则对“艺术退化成宣传的大众文艺或商业性的大众文化”表示出鄙夷。如今的学院派精英批评越来越游离于大众，我们无疑能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批评中嗅出浓郁的精英主义气味。当自我感觉良好的学院派精英们鼓噪出一曲曲“天鹅之歌”，仍然为自己身上所谓的“贵族气质”而顾影自怜时，他们的盲视已然捕捉不到窗外的时代精神。固执如歌德者尚且承认“理论都是灰色的，惟有生活之树常青”，众多名家学者已经开始深刻反思多年来学术界对于通俗文学的漠视与偏见，然而如今对满目新绿无动于衷的精英色盲却仍大有人在。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精英批评正在使“文学”日益蜕变为仅属于少数人的专利；而对所谓“贵族气质”的盲目追逐，又造就了一大批精英的拥趸。殊不知，精致的“象牙之塔”亦或是“水晶之塔”都是易碎的，梦终究会在“偶像的黄昏”醒来，到那时，留下的大概只有一堆华美的泡沫了。
    当然，强调文学评价应体现“时代精神”、应与时俱进，并不意味着对时尚和流行风潮的一味追逐和应和。“胶柱鼓瑟”固然不可，但演奏家的即兴发挥也应当有度，起码要在“正调”上。只有把它们巧妙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奏出传世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