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主持人语
    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应该为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和支援。一定意义上，有怎样的文学观就会滋生出怎样的文学批评实践，而且文学观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桫椤认为的“小说是文本史而不是观念史”，貌似矫枉过正，其实是强调“观念”源发于“文本”，是和文本双生双栖的观念。因此，文学批评运用观念，或者生成观念，都有着特定的文本规定性和时代语境。文学批评不排斥观念和理论，而是文学批评要从阅读感受出发，观念运用和对文本的阐释，要考虑观念和文本之间的“有效性”和及物。观念和理论落实到具体文本有一个转换和安置过程，而不是侵犯性的强制阐释。
    
    考察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场，将理论作为“手术刀”，把具体作品作为解剖对象纳入理论体系之中的批评方法颇为流行。但我以为，这种“理论先于文本”的批评方式不仅无法为小说创作实践提供帮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小说家，不利于创作的提高，应当引起警惕。
    常常是，小说家所谈论的创作话题，批评家并不关心；而批评家谈论的理论问题，小说家又不以为然。表面看是二者的出发点不同，但究其根源，则是“文本观”的问题，即将小说文本置于文学批评的何种位置上。考察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场，将理论作为“手术刀”，把具体作品作为解剖对象纳入理论体系之中的批评方法颇为流行。但我以为，这种“理论先于文本”的批评方式不仅无法为小说创作实践提供帮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小说家，不利于创作的提高，应当引起警惕。
    文学即是“文本之学”
    小说文本与理论和批评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真理。文学创作是人类至高的精神活动，同时也是作家利用自己的经验书写现实和想象世界的实践，相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来说，小说文本就是理论赖以生成的客观基础，更是文学批评得以进行的客观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如没有文学文本，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就不可能产生。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即是“文本之学”，核心在“本”，“本”是文之所据。离开文本谈文学，便是缘木求鱼。
    文本是可感可触的，它表现为一种客观实在；而任何理论都是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会凭空产生，它或者来自于对社会实践，或者来自于文本的阅读经验。纵观古今中外的小说史，首先是一部文本史，一切关于小说的观念都是这部文本史的附庸。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但这个传统是基于文本的传统，而非基于理论的传统。魏晋南北朝以前，“文学”实际上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它仍然与其他文明形式诸如典章制度和实用类的文章搅和在一起，并没有文体观念上的自觉，更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指导。具体到小说，唐代传奇“作意好奇”、“尽设幻语”的写法才“令中国小说脱离史部，成为独立的文类”（陈平原语），自此才有了自发意义上的创作观念。作为叙事文类的雏形，《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和故事从史前时期就已经陪伴我们祖先的生活；而由唐传奇开始，口头文学与文人创作交相辉映，直至形成《金瓶梅》和“四大名著”所代表的古典小说巅峰时代。从小说理论上来看，直到明代中叶的李贽时代，才“开始认识到小说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且开始把小说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来作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叶朗语）。随之出现了小说评点这种鲜活的批评形式。
    由此可见，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和小说理论是基于具体的小说文本而形成的对作品的认识，它们远远晚于文本的产生。与此相似，西方小说从神话和史诗开始，经由罗曼司而形成长篇小说，也是当文学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之后才形成了文体的自觉，最终出现了一部又一部不朽的名著。而文学名著被经典化的过程是通过一代代读者阅读筛选的，绝非仅仅依靠批评家理论“鉴定”首肯的结果。所有关于小说的理论观念，无论是古希腊的“模仿说”，还是叶昼、李贽的“肖物”、“传神”说，都是以具体作品现象为基础归纳总结出来的。小说理论和批评有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史，但是当它们与小说史相对应的时候，显然它们是小说史的“副产品”。
    小说史是文本史的另一层含义是，包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西方文学名著在内的经典小说，它们虽然是作家个人对时代的反映，体现着那个时代的观念，但它们首先是一个自足而完满的逻辑体系，之后才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凝结体和社会文化的对应物。这个体系是语言、结构、叙事方式等形式元素的结合，是一切形象、主题、思想以及文学价值和意义的容器。基于历史的原因，传统的小说批评更多地进行政治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批评，小说研究成为社会学、历史学或伦理学的一部分，小说史被写成了一部社会观念史，连带着影响到了小说家的写作：小说家们惯常于社会观念的表达，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美学追求。不过在当下，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批评之“病”与小说之“痛”
    理论来自于实践，这个不言自明的认识论原则为何不能在文学批评中得到坚持，反而出现了如同“本质先于存在”式的“理论先于文本”的怪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理论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它首先反映客观规律，其次才能够用于指导实践，这是不能倒置的。按照这个顺序，理论一方面不能脱离文本产生，更不应该成为单向度的阐释文本的工具，它要观照的既有文学理论自身，更要有文学现场，而且主要应着眼于后者。当下小说批评中存在着的两个问题特别突出，一是批评疏远文本成为理论的“自循环”，二是缺乏对文本的审美批评。
    以理论为标准，将小说置于既有结论之下进行“对号入座”的解释，小说不再是独立的文学文本，而成为用来丰富理论体系的论据，甚至以理论为依据进行过度阐释，这是久已被文学界诟病的批评“恶行”。但为什么媒体上仍然不乏这样的“研究成果”出现？首先是功利目的在作祟，这是一种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风险的批评写作，批评的结论是先验的，甚至不用耗费精力阅读文本就能写成；其次，这是一种畏惧权威、缺乏理论创新勇气的表现，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阅读感受和阅读经验出发，而是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奉为圭臬，只有用它们来解读具体作品才觉得自信。而事实上，文学现场是一个历史场，时代的重大变化也必然引起文学的变化，用旧的理论解析新的现象，刻舟求剑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也就更谈不上理论创新。网络小说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网络小说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但时至今日仍缺乏有效的文本批评和理论建构。任何好的小说都不应该是按照理论体系打造的“定制产品”，它应当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个性表达。
    对小说文本进行审美批评，是当下文学批评应当着力的方向。对小说的批评和研究应该回到本体，即察考它的艺术性、文学性。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语言的审美特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使文学区别于非文学写作的主要标志。对小说进行审美批评，既要防止理论的先验性，也要明辨具体文本之中存在的创作观念的先验性。现当代小说创作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即常常观念先入，在写作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主题，过去的小说家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标准，而今我们书写商业消费时代里的拜物和自利的意识形态；过去的人物是“高大全”，现在的则是迷茫、颓丧和堕落。本来最为个体的创作活动被纳入所谓的集体经验或统一性的前提之中，这是需要批评家提醒小说家加以防范的。尽管这种“图解观念”的写作仍然存在，但小说家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书写个体丰富多彩的人生命运和现实可能性，批评家要看到这种变化，还原小说的真实面目，不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对待具体文本，摆脱用先验的理论阐释或者过度阐释文本的急功近利，才能获得新的力量。
    呈现直观阅读感受
    假如小说是一个王国，小说文本毫无悬念地位居王者位置，它是使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得以存在的根据。在艾布拉姆斯那里，文本是作家和读者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桥梁和纽带，而在赛义德那里，“文本存在于世界之中，是世界之物”。因此，小说批评的关键在于抓住文本，也只有依据文本，以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内在逻辑为对象，分析文本的审美特质，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深入发掘阐释作品与世界和作者、读者的关系。
    一个完整的小说文本保持了从情节到结构等诸方面的自洽，普通读者读一部小说，并不关心批评家依据理论阐释得出的佶屈聱牙的结论，只需要感受到作品中特色鲜明的语言表达方式、丰富多彩的生活背景、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情节、有喜有悲的人物命运等就够了。苏珊·桑塔格说：“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体验。”在批评过程中，批评家要倡导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朴素的特别是感性的批评方法，将批评文章从云山雾罩的概念和冷酷的理论牢笼中解放出来，改变批评文章只有作者自己、被评论者和媒体编辑“三个读者”的怪现象。而从文本本身来看，小说家将自我的感性经验通过形象化的手法直接呈现给读者，而不是向读者兜售某种社会实用的或文学技术的观念。当下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种“技术至上”的趋势，陌生化、荒诞性、意识流的写法只有通过理论阐释才能被读懂，创作与理论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了读者群体的缩减——没有谁想看只有在批评家帮助下才能看懂的小说，这也恐怕是网络小说为什么会获得发展机遇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小说批评亟须回到文本这个本体上来，抛弃理论的条条框框，发掘其中的内在美感，呈现批评家对文本的直观审美感受，同时建立起具有独立特色的话语和批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作者和读者提供有效的阅读及创作引导，真正实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