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挨着首都剧场北边，有条报房胡同。这条报房胡同虽然窄小，但还挺长，东起东四南大街，西接王府井大街。东四一片儿和王府井就不必说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风云变幻，各种店铺街面商城拆拆盖盖得妈都认不出来。倒是这条报房胡同，里面的一些小店经年不变，味道不怎么样，但不管隔了多久再去，它还在那儿，味道还是同样，让人觉得安心。有一说，这报房胡同在明朝时其实叫豹房胡同，是给皇宫养豹子的地方。还有一说，这胡同里原是清朝时期印刷皇帝谕旨和大臣奏议这些官方出版物的地方。这些说法甭论真假，都透着些故事在。皇宫养豹子干吗？应该不至于是吃吧，难不成是遛着玩儿搞小型马戏团？豹子比狮子都野，这得咬死咬伤多少人才培养得出一个本土驯兽师呢？皇帝谕旨和奏折也搞印刷，印完了盖上公章交付全国各地大小官员学习观摩吗？那些搞印刷的编辑压力得多大呢，把皇上圣谕排错版了估计得掉脑袋吧。
    扯得有点远了。大学毕业之前，到工作头一两年，这条报房胡同是我跟一些爱看戏的朋友们频繁光顾的地方。看戏固然是件大事，但看完了戏钻进胡同里一路扯淡也是件大事。从演员表现导演手法舞美服化灯光，一路聊到豹子咬人宇宙飞船升天后人类时代到底是不是无脊椎动物的天下。后来北京的小剧场越来越多，我们从报房胡同出发，开始钻起了东棉花胡同、十字坡西里、隆福寺、景尔胡同小八道湾……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一起看戏钻胡同神聊的朋友们也越来越忙。仿佛就是一夜间发生的事儿，等我反应过来，已是自己一个人溜达在戏散场之后的深夜胡同里，一边踢着路边的石子一边低头琢磨戏里的事儿。
    2015年开始到去年底，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系列。最初给这个系列起名叫做“离线者”，因为写的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偏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人。我对那些偏离了生活轨道的人有着特别的兴趣。尤其是其中那些主动把自己“撬离”开轨道的人。有轨迹可寻的生活容易令人感到安心。安心从某种程度来讲可以当饭吃。有爱吃那口的人也就有不爱吃那口的人。不爱吃那口的人非得把自己撬到岔路上去才觉得舒坦。写着写着，这个系列被我改名为“怪客”。因为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没法用不在线来形容了，而十足是怪。怪，自然是“正常人”眼中看到的他们怪，在他们自己眼中，这个世界啊，就是如此地无序、混乱，而且无趣。有趣的人和事，总是在被无情地压榨着。他们不打算为自己不是一个无趣的人而感到抱歉。
    《终局》是这个系列中的其中一篇。作为一个戏剧导演，这是我第一次写关于戏剧从业者的小说。我一直在努力试图让戏剧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重要艺术滋养来源而不是题材本身。但这个故事从发芽开始，就硬是自己长了出来，架势之蛮横让我感觉我若刻意地抗拒将成为拂逆天意的行为。它发芽于一件小事。一位曾长期跟我一起钻胡同看戏海聊的朋友，有一天颇为痛心地在微信上跟我聊起，他在看一出期待已久的新戏时，居然睡着了，还一睡睡到剧终。白天工作导致身体的疲倦自然是个可以解释的理由，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坚定认为自己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就是精神出了问题。总之，此事不简单。放下手机，我脑子瞬间就像点燃了一万响儿的炮竹一样噼里啪啦地炸着，涌进各种掺杂着回忆和想象的片段。那些湿漉漉的胡同路面，深夜里关于某某主义某某手法某某象征的讨论，看戏时再也睡不醒的剧评家，治不愈的精神困扰，以及，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故事。
    贝克特50岁时写了一出戏，叫做 End Game，中文惯用的译法，就是终局，借用了象棋里对弈最后阶段的专用名词。Game 单拿出来，字面的意思是游戏，所以也可以理解这个题目为“最后的游戏”。在贝克特的那出戏里，四个人物，一个想站却永远站不起来，一个想坐却永远坐不下去，剩下两个干脆就没有双腿，住在两只垃圾桶里。他们四个人彼此依赖又互相厌弃，每日都在喋喋不休长篇大论地回忆过去指责对方。然而屋外已是世界末日，在他们的已知之中，整个世界只有彼此。那个坐不下去的仆人下定决心逃离，打开了门却始终不敢走出去，就挂在那里进退不是，直到落幕。
    单就中文来讲，相同词汇却丰富而多歧的意指更是件有意思的事儿。是游戏，是个盘算布置过的局，说到底也可以是结局。虽然挺喜欢贝克特，但我很少跟他一样将笔下的人物置于极度尴尬的两难之地。这次算是个例外。实际上现实已经如此尴尬了，以至于我想做出点什么掩饰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小说写完后，我拿给一位朋友看，朋友先开始看得很开心，连说精彩，随后又忧心忡忡地跟我谈心，问我这到底是想讽刺谁。看她那么认真地担心，我就放心了。写作者的写作本身不该掺杂刻意的企图，但当写作再也无法冒犯什么、激怒什么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End Gam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