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语
    近年来，因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结识了一些海外华人女作家女学者，她们大都有国内生活经历，出国后自有谋生方式。写作之于她们，出于热情，也是孤独使然。由于地理时空和心理时空的阻隔，她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是“碎片化”的，唯其如此，少了些成见，多了些自由和独立性。今年五月，在首届欧华文学高峰论坛会议的大巴沙龙上，她们对大陆所谓名作家的批评之声仍在我耳边回响……
    ——刘川鄂
    中国当代文学定义和划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百度的定义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并且被限定在“中国大陆”范围之中，港台的华文文学除外。再细细按时间划分，又分为三个阶段：1949 到1978，即新中国成立到粉碎“四人帮”，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巴金、丁玲、艾青等; 1978到1989，改革开放初期吧，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王蒙、张贤亮、刘心武等，90年以后到现在，代表作家有莫言、余华等。
    美国的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定义，与上面说的中国自己的定义有点不一样。他们分了四段：第一段称为晚清时代，1895-1911，这个时期美国已看成是现代社会了，故而这现代文学就从那时被划进去了；第二段是共和时代，是从1912年到1949年，从时间上看就是从孙中山中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段被称作毛泽东时代，顾名思义，是毛泽东为代表新中国的年代，即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离世；第四段指毛泽东去世之后到今天。
    上面这两种划分有各自的立场和理由。对我个人来说，用第一种即中国自己的划分来谈新中国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更加熟悉和容易些，但是，我一来不是学文学出身，二来我呱呱落地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待我懂事之后，接触到的中国文学作品有限，大多是语文课本里的那些文章，记忆最深的就是鲁迅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了。虽说我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年的岁月，我接触到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是有限，尤其我在大学时，学的是英文专业，阅读了不少外国文学，却偏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所疏漏。
    我该从何说起呢？想了想，还是从我记忆中或者说对我有所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作家和作品说起吧。
    我小的时候，主要是跟做外科医生的父亲住在一起，父亲一上手术台，就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了，有时他把我带在身边，我可以站在凳子上，看他进行外科手术。一般的手术，比如切除阑尾什么的，一个小时不到，就好了，他会让我做个小跟屁虫。如果是个大手术，需要几个钟头的，他就把我关在他医院的宿舍里，锁上门，任我一个人在家里乱翻。我最喜欢翻找书看，我父亲的书架上大多是医学书，属于文学的只有一本《水浒传》，因为那个年代正在批宋江，我实在无聊就会翻那本书，但是，那些夹杂文言的老式小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无趣，看得最多的就是武松打虎和潘金莲勾引武松……。若还无聊，就听广播，那时广播里有长篇小说连播，《万山红遍》《金光大道》《李自成》等都是那时从广播里听的，听得断断续续。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我最早的影响吧。
    我读小学期间，“四人帮”被粉碎了。很多“文革”时期被禁的小说又流传了出来，父亲那时常会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说，像巴金的《家》《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当然还有《红楼梦》和莎士比亚全集等，父亲可不愿我看这类书，他觉得我年龄太小，这里面有男欢女爱的描写，不适合。所以，他通常借回来自己看，但他不可能一天看完，他就藏起来，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搜找的本领，不论他藏哪里，诸如被子里、床头柜里饼干盒里，都能让我翻出来，趁他上班之际，一目十行地读完，必须快，因为他回来我就无法看了，这也培养了我快速读书的习惯。
    不过，那个时候，不懂文学的描写或者艺术的加工，只知道追求情节，父亲最不愿我看的男欢女爱，却是我最好奇最喜欢看的。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想来他不是那种工农兵出身，故而太革命的书像丁玲、艾青、赵树理的书，很少见他读，而这些巴金、杨沫的书，后来我想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过电影，加上书里充满知识分子的习气，这会儿书解禁便读得起劲，也算是对他青春的一种纪念吧，而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得以受到了点儿中国文学的熏陶。
    读初中之后，我读了《人民文学》《当代》《收获》杂志上的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都是这一时期读到的，那时的我可能读得半懂不懂的，毕竟“文革”时我才出生，所谓的伤痕文学在我那个年龄里不可能有太多的共鸣，以至于今天写这篇文章时，已经几乎想不起这两篇我十来岁时读过的书什么内容。
    高中时代充满了考大学的压力，我的成绩不错，被分在学校的尖子班里，是考大学的主力军。但是尖子班都是考理科的孩子，我对理工科越来越没有兴趣，那时想学戏剧，自己偷偷读了不少剧本，像曹禺的《雷雨》和老舍的《茶馆》等，都是瞒着父亲偷读的。幸好我遇到一个难得的语文老师，他视我的快笔为奇才，几次家访去劝说我父亲同意让我弃理工科报考文科的新闻专业，虽说父亲始终没同意，但总算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同意让我考英文专业。
    高中几年我很少能有大块的时间去读大部头的小说，待我终于走进大学的校园，那感觉就是小鸟终于飞向天空，自由了，再没人管我了，我从大学图书馆里借的书大多是小说，而且都是厚厚的书：《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等，大多是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所以，今天若说文学的影响，我会觉得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很大。
    不过，那段时期，即八十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我的影响也不是没有，回想起来主要是诗歌对我的影响。也许那时我处在青春期，对爱情的期待和对异性之爱的朦胧向往，青春期的懵懂让我对当时的朦胧诗爱不释手，北岛、舒婷、顾城的诗句成了我的最爱，我与同学一起还成立了大学诗社，自己也开始写诗出诗刊，因为写诗读诗，也读到了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更是大量阅读了不少英文原版的诗，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勃朗宁夫人和普希金的诗，等等。可以说，那几年是我的诗歌年华。
    因为在上海读大学，上海作家的小说，也看了不少，王安忆、程乃珊的小说都看过，但那会儿真是读完就忘，似乎跟她们隔着一辈，就是没有太多的共鸣，还记得那会儿读到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今天你若问我还记得内容吗？不好意思地说，我只记得有段描写是有关一个极度饥饿的女人被男人脱裤子却在大口吃馒头的情节，其它都忘了。但是，至今我依然能背得出舒婷的《致橡树》，一字不漏！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开始用中文写作，第一篇小说里我引用了舒婷的诗句：“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舒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这首诗，反映的是经过十年动乱后的中国年轻一代的迷茫和彷徨，却被新世纪里的异乡新移民找到了共鸣，这是什么样的影响？很难说得清，除了命运魔掌的拨弄，更有人性中疑惑共同点的表达。
    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那些流行小说，在我当时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学英文的大学生眼里，是挺土气的、过时的，不论是写农村的生活，还是写插队的经历，离我的生活都很遥远，可是若经过诗意的提炼，同样是插队生活，张抗抗的小说我看过就丢，舒婷的诗歌却镶嵌进我的脑子里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上海的女作家叫戴厚英写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我记得好像是大二时读的，不知为何，书中描写的女主人公离婚的种种，让我联想起我自己的父母，我四岁时，同为医生的父母离异，在父亲的有意和无意地引导下，我对母亲有一种怨恨，多年不理睬她，是那本书让我明白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能用黑白论断。读完那本书，我把书寄给了母亲，并写了封信，意思也就是我理解她原谅了她，母亲当即连夜乘火车到上海看望我……那是文学对我生活影响重大的一点，那一年我十八岁。
    二十岁出头我出了国，反而在美国期间是我更多的阅读中文书籍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时期。高行健、莫言、余华和苏童等作家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我出国之后才接触到的。人就是那么可笑，在中国时，觉得中国本土作家土气，我看的都是外国文学作品；出了国，反而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刚开始，大学的图书馆里中文书很有限，所以看到什么读什么，读得很杂，金庸的武侠，席慕蓉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都读，有时是彻夜不睡觉地读。慢慢的，中国本土作家的书籍也开始进入美国的图书馆里，王蒙、王朔、池莉、卫慧的书也都渐渐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但可能也是共鸣区的关系吧，我大多读完就丢，没有太多进到脑子里去的，要说真的读了进脑的，莫言的《生死疲劳》和林语堂的幽默文集，是我觉得读着很享受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我的生活开始离故土越来越远，对于王朔的皇城根调侃和池莉的九头鸟方言，都无法太投入，我更加享受台湾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白先勇和廖辉英，也许他们的作品里没有太多的政治因素，纯人性的描写让我能更深切地体会对人的本能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让我对人心最深处的情感加以思考，读完白先勇的《孽子》，我很长一段时间试图弄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差异，父子两代人情感的依赖和排斥……
    近年来，新一代文学人几乎都来自网络，比如韩寒、郭敬明等，我知道他们大多是通过影视作品曲线了解的，还有好几部电视剧原作者都是年轻的一辈，历史剧写得如诉如泣，史诗一般，也确实不容易，尤其那么年轻，便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学功底，很多传统文学作家并不看好这一辈新文学人，更是对他们的作品发出很多质疑，我倒是挺乐观的，乐意静观其变！
    时代在变化，时代在进步，一代又一代，总会有所超越有所更新，不过，我也相信，文学作为一种人学，万变不离其宗，不论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人性深处的东西始终如一，所以，只有能写出人性深处的文字才能打动人心，也才能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