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代》历来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与发现。早在创刊之初，我们第一任主编秦兆阳先生就反复强调培养新作家的必要性，坚持每期必发新人新作。在前辈们的慧眼和努力下，《当代》发表了路遥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陈忠实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王朔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空中小姐》等等一大批文坛的“新人新作”，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耀目的明星、文学的经典。时代在发展，青年们也代代更新，如今当下一批青年作家的写作日渐成熟，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趋势，我们编辑了这期青年作家专号。
    在专号中，既有七十年代生人的李云雷、王凯，也有“八零后”的宋小词、晶达，有曾在边疆生活，善于表现异域题材的杨方，也有生于城市，对当下都市生活熟悉的孟小书。他们的写作无论是从题材、趣味还是文字风格而言，都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甚至独辟蹊径。而且，在总体的文学品质上，我们所选的青年作家能够遵循现实主义精神，关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生活的变化，在务实与务虚之间，他们选择了务实，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他们更倾向于为人生。这与《当代》一贯提倡的文学精神相符，有这样一批青年作家的出现，也令我们感到欣喜。
    也祝所有文学读者永远保有一颗青年的心。
    2015年8月以来，我写了《暗夜行路》、《三亩地》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在《当代》等刊物陆续刊发表了出来，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为什么要写小说？作为一个主要从事文学研究与评论的人，我的小说也引起了很多人的疑问，也有朋友说是“跨界”、“反串”等等，从专业领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在当今这个专业领域越来越细分的时代，很少有人再去跨出自己的领域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尤其一个评论家去从事创作，是很有冒险性的行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看待文学、世界的方式，评论需要理性、专业、清晰，而创作需要的更多的则是感性、经验和细节，长年从事评论会让人养成挑剔的眼光、审美的惯性和眼高手低的状态，那么从事写作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可以从内部进入创作，充分体会创作过程中的焦虑、沮丧与喜悦，从而能对作家的工作有一种体贴与理解，这或许也是我的“跨界”得到宽容的重要原因。
    但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小说是我重新整理自己、重新认识世界的内在需要。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变化过于剧烈的时代，而我则是一个缓慢的人，需要认真的清理，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和世界。举一个小例子，现在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但有时候我会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手机出现之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电话出现之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在没有电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确实经历过没有电的时光，那时候在乡村中，晚上我们点上煤油灯，火苗一闪一闪，将我们的影子投射在墙上，不停地晃动。那曾是我很熟悉的场景，但现在又是那么陌生，仿佛是我的“前生”。
    我能否理解那时的自己，能否理解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能否在不停的“断裂”中重构一个稳定的内在自我？这对我来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确认了“自我”的内在稳定性，我才能从容应对这个世界及其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小说试图一次次回到生命的最初，我想还原到当时的场景，并细致勾勒出时代的变迁在我的内心留下的印痕。当然，这不只是个人生命体验的梳理，我所经历的，也是我们一代人所经历的，甚至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我想从个人的经验与情感出发，或许可以抵达一个更加圆满大气的艺术境界。不过最终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则需要灵感、才华、经验、情感等各方面的因素，但是就目前的状态而言，至少我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我想我可以聊以自慰，但更应该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