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经典阅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但是话题再“热”，也改变不了经典已经越来越受冷落这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热”与“冷”的背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文学经典究竟缘何经典？在大众文化时代，读者如何与文学经典更好地对话？这种对话的实质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再次谈论经典的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文学经典/对话/人生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学研究”(项目号：14BZW135)的阶段性成果
    在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读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来的。推而广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读不读《红楼梦》，读不读鲁迅，都是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的。这实际上传达出一个意思：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没有鲁迅、英国没有狄更斯、法国没有雨果、俄罗斯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是怎样的情景。但是在当下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的环境中，经典作品在一般读者，特别是一些青年读者那里却越来越不受待见，甚至被讥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东西。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文学作品的经典意义并不会因为“不受待见”而消失或者改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经典的生命力需要与读者产生对话才能更好地释放和延续。
    文学经典的多维面向
    文学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学科，写作的个人化特点导致文学经典的标准也是难以统一和固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条件、不同语境中，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会呈现出多种复杂的面向。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谈论经典，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文学经典的这种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当下还是超越：《阿Q正传》批判了谁
    文学作品常常具有一定的时代针对性，它常常是一个时代当下的记录和良心；但经典的文学作品，一定能够超越这种具体时空，从而具有一种探寻生命本质、直达人性深处的力量。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时间里历久弥新，不断产生新的价值，也正在于其文本的深刻性和开放性。拿鲁迅来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对鲁迅的经典作品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其经典意义是在不同层面得到阐释的：我们通常在接触这部作品时的第一感触是，鲁迅在描写一个旧时代从物质到精神都一贫如洗的农民，他生活在那个社会的最底层，他随时随地遭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欺压和凌辱。鲁迅对于这个人物也是深怀同情的，即所谓“哀其不幸”。但随着阅读思考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鲁迅所写的阿Q绝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这个人物形象被赋予了鲁迅对于整个国民性的思考，鲁迅对这样一个以“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苟活麻木的国民灵魂代表，是有深刻批判的，即所谓“怒其不争”。这一层次也是一直以来各类文学史著作对于《阿Q正传》最为普遍的阐释和解读。可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书本上的研究论述，结合我们的生存实际和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会发现，这么多年来，《阿Q正传》并不是一个僵死的文本，这部作品在不断地被重新认识，证明了阿Q的经典意义。阿Q这个人物形象不仅仅是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揭露，而是穿越了民族、国界，成为整个人类在人性上共存的普遍特点。但是这部作品直到今天还能拥有如此之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鲁迅揭示出了人性中共存的这种顽疾，更在于这种人性中的顽疾不是一经揭露就能批倒批臭、一经批判就能彻底消失的。顽疾之所以成为顽疾，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生存基础，甚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某种特定的合理性。它依附在人类社会某种机制的温床上，寄生在人的头脑灵魂中，伴随着人类的肌体而生。理解了这几层意思，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阿Q正传》能够经久不衰，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能受到关注、引起共鸣。
    (二)开创还是成熟：从郭沫若到穆旦
    对于一样事物，我们很难说是将其创造出来的人成就更大还是将其完善的人成就更大，正如很难去判定郭沫若和穆旦谁在中国新诗史上更具有经典性一样。今天看来，郭沫若的诗歌更像是诗人在直觉思维作用下满腔热情的喷涌，结构上显然不够精巧，风格也明显不够细腻。《晨安》通篇采用排比，几乎毫无结构可言，《天狗》的思路也是狂奔乱跑不合逻辑，这些让郭沫若的诗歌到今天都饱受争议。王富仁在《审美追求的瞥乱与失措——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指出：“郭沫若诗歌的浪漫主义豪气，并没有在根本上摆脱古典英雄主义的性质，这种新的审美理想还未能与诗人自己切切实实的生存感受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①夏志清更是直言：“这种诗看似雄浑，其实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内在的感情：节奏的刻板，惊叹句的滥用，都显示缺乏诗才。”②就连郭沫若对自己的评价都是：“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这么多年来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从来都屹立不倒。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郭沫若的经典性从来都不是体现在他创造出了什么样的成果，而在于创造本身。讲到中国新诗的发展，必然不会绕过郭沫若，因为是从郭沫若开始，人们才知道新诗是可以这样写的。《女神》的经典意义体现在它结束了一种诗歌的时代，开辟了另一种诗歌的时代。它所掀开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的崭新一页，而是我们民族现代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崭新一页。郭沫若是站在时代创造精神的高度而不仅是诗歌形式变革的高度来创作《女神》的，正是这种创造性成就了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1919年，当年轻的郭沫若尝试新诗时候，面对狂暴的大海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哟！
    这首短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似乎更像一个宣言，它宣告了一个创造者的追求：创造的力和力的创造。它表明了一个创造者的思维特质，在毁坏中创造，在创造中努力——这就是郭沫若才华和个性的根本动因，是他一切创作魅力的核心情结。面对郭沫若，我们所面对的绝不仅仅是他那辉煌的历程和成就，而是面对一种活生生的创造精神，一股生机勃发、不可抑制的力的冲动。
    与郭沫若不同，当穆旦开始拿起笔作诗的时候，中国诗坛已经经历了各种主义、各种浪潮的推进与更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诗潮都一同汇集在穆旦这一代诗人面前。如果说郭沫若证明了新诗是可以这样写的，那么到了穆旦这里，我们会看到，新诗不仅可以这样写，而且可以写得这么好。(其实，紧随郭沫若之后不久，徐志摩等人就已经证明了新诗是可以写得这样好的！)穆旦的诗歌既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也对生命、爱情、艺术等问题进行深思。穆旦的诗是最西化的，又是最中国化的，在对西方诗艺的借鉴上，穆旦既有拜伦式浪漫主义“强烈的抒情”，又渗透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但同时，穆旦的诗歌又蕴含着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的深层对接：凝练的诗风、含蓄朦胧的物态化抒情方式、悠远绵厚的古典美，和中国古典诗歌是完全相通的。穆旦对于自我的书写与表露，不再停留于郭沫若式的自我讴歌与情感爆发，而是转入更加深沉、复杂的自我反省、自我怀疑与自我剖析。可以说中国新诗到了穆旦这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成熟。
    文学经典不同于科学成果，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具有很强的阶段性。我们今天拿这两位诗人做例子，是因为他们一位代表了新诗发展的起点，一位代表了新诗成熟的高度。但实际上不仅仅是郭沫若和穆旦，徐志摩、卞之琳、戴望舒、艾青等，都在新诗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经典意义。
    (三)现实批判还是灵魂叩问：巴金的《家》和曹禺的《家》
    巴金和曹禺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举成名的后起之秀，又是好友。这两位大师在文学史上近百年来都一直被视为“经典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几次重大的评选活动中，巴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跻身于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师之列。自《雷雨》诞生以来，围绕着曹禺剧作中神秘的主题意蕴、奇巧无比的戏剧冲突以及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人们更是有着“说不尽”的话题。虽然两人都是现代文学的大师，但是他们的经典性却体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一点我们从曹禺对巴金《家》的改编中就能看得出来。同样一部《家》，巴金和曹禺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1933年《家》的问世让巴金在文坛迅速声名鹊起，“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固然都是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名著，但要说到普及这一点上，还得让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独步文坛”③。巴金的《家》为什么会独步文坛，甚至超越《呐喊》和《子夜》，就是因为巴金一方面反映了“五四”的时代激流，描绘了在封建大家庭中所见到的一幕幕丑剧和一桩桩惨案，另一方面写出了青年人的个人觉醒与反叛。巴金在这部小说中流露出的爱与恨、愤怒与希望，都很容易引起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在谈到为什么写这部小说时，巴金说道：“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④
    曹禺则不同，他在创作《雷雨》时就曾说：“我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他对《家》的改编，又何尝不是在写另一首诗？曹禺把觉慧的进步活动适当地删去了，把笔端聚焦在觉新、瑞珏、梅三人的故事上。但这三人的故事在曹禺的改编下，与巴金当初创作《家》的目的已经大相径庭。觉新、瑞珏、梅的悲剧与其说来自家庭的压迫，更像是来自命运的某种神秘和无奈。封建婚姻造就了觉新与梅小姐的悲剧，却同时也成就了觉新与瑞珏的幸福。三个人都是好人，但三个人都处在深深的痛苦与矛盾当中。一切就像觉新慨叹的那样：“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哦，天哪！”实际上，不仅是《家》的改编，这种人类命运的难以把握与作者知难而进的力求把握一直贯穿于曹禺的创作中，构成了曹禺剧作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而这冲突才是贯穿曹禺剧作的真正“说不尽”的一个重要根由。
    经典从不期待“热捧”
    文学经典这个话题，这几年来似乎总被大家提起，从普通读者到专业作家和研究者，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表面上看，文学经典好像越来越被社会关注了，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经典在大众文化时代如何自处的深层焦虑。
    (一)文学的繁荣与经典的匮乏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机制已经被改写，文学创作的门槛越来越低，比起进入“全民阅读”的时代，我们似乎反倒先进入了“全民写作”的时代。“文坛”逐渐被“文学市场”这个词所替代，每天都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诞生，每天也都有不少的新锐作者出现，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而广受追捧，当下的文学市场似乎美好又繁荣。但是要在这种“市场”中摘取几部经典作品出来，我想应该很难。诞生不出经典的文学繁荣，只能被称为“文学泛滥”。
    当下文学市场更新换代讲究的是“快”，但文学创作是需要积淀的，是需要在生活中感悟的，是快不得的。快节奏推动下“生产”的作品是不会深刻的，也不可能真正感人，更不可能成为经典。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所谓当代作家，无论从文化功底还是文学修养上，同现代经典作家相比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很少有人能出其右，而且他还精通法、德、日、英、俄五门外语；郁达夫不仅擅长写日本风格浓厚的“私小说”，而且写起中国旧体诗词来也是一把好手，深得鲁迅的赞誉；凌叔华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还是一位擅长山水花卉的丹青高手；郭沫若堪称“球形天才”，他不仅在文学领域有多方面的独特的贡献，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以及政治、社会、外交、翻译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而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也很难期待这样的景象了。反观中国当下，各类“作家富豪榜”“明星作家榜”层出不穷，对作家的排行不再依据他的作品，而是以其所创造的市场利益和营造的明星光环为标准，我们实在是不敢说，这是迎来了文学的繁荣时代。
    (二)“死活读不下去”的经典
    当下的文学市场，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频频涌现，另一方面，相当多的读者对于经典作品的反应竟然是“死活读不下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经在网上做了一个“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在对近三千名读者的意见进行统计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高居“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榜首，此外，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尽数在列；同样，《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瓦尔登湖》等世界名著也都赫然处在前十名之中。读者给出的理由也是言之凿凿：读《红楼梦》，受不了书中的大量诗词；读《百年孤独》，外国人名过分冗长，难以记忆；读《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意识流写作，又长又乱，完全不知所云等。
    “死活读不下去”的排行榜看似很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排行榜出现之后，不少人士纷纷开出药方，以图“拯救经典”。《南方周末》马上推出“几分钟啃掉‘死活读不下去’的经典”专题，以每篇百余字的简介对上榜的各大名著进行介绍。言辞间频频出现“说白了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其实就说了……的一个故事”等字眼，被如此“翻译”过后的文学名著似乎确实几分钟就能“啃”完了。相比于《南方周末》如此“贴心”的建议，专家们开出的药方就显得严厉得多。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谈到读经典的诀窍时这样说道：“别无他法，唯有一字一句认真读下去。”
    为什么经典会“死活读不下去”呢？人们喜欢用这样戏谑的语言来概括经典：“经典是那些谁都认为伟大、崇高，而谁都不愿去读的东西。”这句话很清楚地表明：糟糕的是那些如此看待经典的人，而不是经典本身。经典名著是要“几分钟啃掉”还是要“一字一句认真读”，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读经典名著对你来说如同嚼蜡、如鲠在喉，那么你用“几分钟”将它啃掉又有何意义？如果你真的求知若渴，还有必要别人告诉你“一字一句认真读”吗？
    (三)读与不读，经典都在那里
    当年废名在他的《谈新诗》中，表达了他对诗歌某种最高境界的看法，他这样说道：“不写而还是诗的。”不写而还是诗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似乎很玄，又似乎是可以有一些理解的，至少可以这样理解：一首诗，一首来自诗人心底的诗，来自诗人独特思考的诗，即使不写出来，它也存在。它存在于诗人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的一切理解和认识当中。对于经典的阅读，我们同样可以套用这句话——“不读而还是经典的”。
    为什么不读而还是经典的呢？那是因为经典从来都与“他人”无关。时下我们过度强调读者如何去阐释和解读经典，罗兰·巴尔特说“作者死了”，接受美学似乎取代了之前的“本质主义”成为新的时髦理论，甚至导致了许多质疑经典的地位和价值的声音。而过于强调读者和接受过程的重要，作为本体的经典本身的价值就很有可能被忽视。其实一部经典的根本意义，是在经典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的。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人类历史当中，真正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是很少的，大部分作品随着岁月长河的流转而消逝，只有那些经过了时光的陈酿和考验依然闪耀不朽光辉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经典是作者自身思想的结晶，其中包含了作者自身的体验、思维的智慧、表达的艺术等。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是高度个性化的，很少有伟大的作家总是想着要教育和启发他人而写出伟大作品的，这应该是经典的首要价值和特点。因此，经典不在乎印行了多少册、出了多少版，不在乎有没有人读、有多少人读，也不在乎别人把它放在床头还是厕所，经典的意义归根到底在经典本身。古语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诗穷而后工”。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多是作者个人的辛酸血泪、坎坷人生所铸就的，是作者对于人生、世界的最深层次的思考和体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不可逾越的高峰，《红楼梦》就是最好的例证：它“字字读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然而“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感悟到曹雪芹笔下“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浸透着的苍茫和悲凉的。没有这种人生体验，很难接近作品所要表达的人生感悟和艺术境界，甚至可能产生误读。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部《红楼梦》，绝对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宫闱秘事所能够涵盖的，而鲁迅先生的解读或许更加接近曹雪芹的思想境界：“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多处写到人的死亡，冷峻的笔锋后面实际上是他对于世间苦难的洞悉和对于人世的悲悯，在这一点上，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鲁迅和曹雪芹是很相近的，所以鲁迅评价《红楼梦》的这些话时常作为这部作品的精妙解读而被引用。人常言，人生不同阶段读《红楼梦》会有不同的感触，初涉世事、单纯天真的少男少女会为里面缠绵悱恻的故事落泪却未必能体味太深，锦衣玉食、生活无忧的人们更是很难进入和理解那样的境界。至于道学家们、卫道士们看到“淫”，这样的误读、歪读在许多文学经典阅读中时常见到，如此所谓“读”经典，不读也罢，经典是应该被追寻的而不是被利用的，人应该向经典靠近，而不是让经典向人趋同。人们歪读、误读甚至不读，都丝毫无伤经典的地位和价值。
    其实许多创造经典的作家真的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自己的作品，而是异常珍爱自己的精神成果。九叶诗人辛笛曾说，宁愿自己的诗只有一个人读一千遍，也不愿一千个人只读一遍。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伊斯甚至提出自己的作品仅仅是写给能够毕生研究他小说的人的。不管怎么样，他们表达的是相近的意思：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下文化快餐一样被人消费了一遍就随手可以丢掉忘却的东西，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那个特定的人跨越时空距离与自己交流、沟通的渠道和媒介。
    经典与人生价值的双向对接
    虽然经典的价值不是在热捧中诞生，也不会因为不受热捧而丧失自身价值，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下这个信息化社会中，经典不能再作为束之高阁供人仰望、膜拜的神龛，它必然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与读者产生碰撞与对话的，否则经典便无法留存，经典的意义也就无从说起。
    (一)经典在对话中生成
    文学经典的生命力是在不断的对话中构建出来的。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人们有时会猜想：倘若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遵从他的遗嘱烧掉了卡夫卡的书稿，那么人类历史上将损失怎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后世将永远无法津津乐道于卡夫卡的作品，更遑论成为经典；倘若上帝再吝啬一些，不赐予梵高生命中最后的六年时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向日葵》，人类的色彩也将因此暗淡许多。经典是需要存在于他人心中的，一个人播撒的种子，总是希望在荒芜的大地上发芽。梵高在他的一幅《盛开的桃花》中，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梵高是多么渴望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人们的了解，能活在人们的生活中。中国古代诗人曹丕在他著名的《典论·论文》中就提出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自己的个体生命能够随着艺术作品在历史长河的传承中得到延续，这既是文学的价值，也是人生的价值。透过经典，我们可以神交古人，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我们常常谈论卡夫卡、梵高的小说和绘画，仿佛他们并未离去，甚至如在眼前，我们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同亲临其境，对他们的情绪无不感同身受。任何一个作家在提笔创作之时都不能说自己将要创作出一部经典之作，经典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在同各个时代读者的对话中激发出来。
    (二)经典是作者与自身的对话
    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可见经典是在作者与自身的对话中诞生的。任何一部能够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都不只是文笔好、语言美，也不只是故事情节如何曲折、叙事如何精巧，最重要的是它是作者用心灵塑造出来的，是一位作家全部智慧的集中体现，反映的是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和生命的感触。拿张爱玲来说，《传奇》就是她一笔一画精心勾勒出的生命图案。她文字世界里生命的欢愉、命运的徘徊辗转，体现的都是独属于张爱玲的苍凉。张爱玲写爱情悲剧，悲剧的根源不是来自外在的苦难与冲突，而是来源于张爱玲对普遍的人、整个人生的看法；张爱玲写女性，最根本写的就是女性之困。张爱玲在很多根本问题上充满了困惑，她冷漠锐利的眼光背后隐藏的是悲哀。我们只有读懂张爱玲的细腻与浪漫、理性与困惑，才有可能读懂曹七巧，才有可能读懂白流苏。萧红也同样如此，《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是萧红一生血泪坎坷的凝结。萧红终其一生追求爱而不得爱，苦难和漂泊、痛苦与孤独，是属于萧红所独有的。只有读懂了萧红的一生，我们才读得懂她笔下的东北，才能理解什么是寒冷，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无家可归，什么是颠沛流离。沈从文《边城》里的湘西世界，与其说是写了人性的美好，不如说是写了人性的悲哀。沈从文自己也承认《边城》是个悲剧，他说：“将我的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最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而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得到了排泄和弥补。”⑤不懂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痛苦的挣扎与对爱情的憧憬，又怎么可能懂得这个不幸的故事呢？《传奇》之于张爱玲，《呼兰河传》之于萧红，《边城》之于沈从文，几乎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作者对人生的态度和生命的看法。
    (三)经典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另外，经典作品不仅是作家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传达，读者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与作者碰撞的过程。读者对经典作品的选择和阅读实际上也体现了读者自身的价值理念，或者我们可以说，每一部经典作品的生成，经典意义的实现，都是作者和读者关于人生态度的交流，关于价值理念的对话，从而达成某种共鸣。并且只有形成这种双向的心灵碰撞，经典作品的生命力才能被真正地释放出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人，能够轻易地喜欢《红楼梦》，能轻易地懂得曹雪芹的笔底透着血。
    读者与作家的对话过程中，契合者有之，二者出现偏差甚至完全相抵牾也是常见之事，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让读者与经典作品都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呢？并不是这样的。2013年的《新闻晚报》曾经刊登了《被拉下神坛的“经典名著”》这样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了国外一些批评家对“名著”的批评：阅读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就好像你最难以忍受的长辈前来造访，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没完没了地回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雨果的《悲惨世界》“呆板无趣，离题万里，多愁善感，情节离奇，充满说教和闹剧”；《老人与海》以及《麦田里的守望者》“从任何理性的批评观点来看，这是两部最糟糕的小说”；《哈姆雷特》太沉闷，“真想把这些老套的情节扔进沟里，让人物都住嘴”……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是经典不怕批评，不怕争议，不怕有人不喜欢，因为一部真正称得上经典的著作，从来都是一部分人喜欢得不得了，而另一部分人却痛恨得要命，这才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如果哪一天对于一部经典的讨论再也掀不起任何波澜，那一定是无人再阅读这部经典的可怕时刻。
    ①王富仁：《审美追求的瞥乱与失措——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③王易庵：《巴金的〈家·春·秋〉及其它》，《杂志》1942年9月第6期。
    ④巴金：《关于〈激流〉》，《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⑤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页。
    作者简介：刘勇，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