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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就是当下的被感知,或者说就是历史累积于今的被感知。对于小说来说,也许就是人的情感与经历的被感知。
    小说家只对一种经历(个人的、他人的、个体的、集体的等等)、一种体验(焦虑的、幻想的、希冀的、绝望的等等)、一种记忆(过去的、未来的等等),或者一种发泄(性的、政治的等等)感兴趣。也许对存在是用不着我们来界定的,至少是用不着弄小说的人来界定。小说的存在就是小说,小说家的存在就是生产小说。这是不言自明、不证自明的普世原理。实际上,由我们这些写小说读小说的人来谈小说的存在(或谈小说家的存在就像人谈人的存在一样),要么无聊,要么故作高深。
    只是不谈又不行,原因无别,与自然相对,在这个人总自以为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同时也是让人莫名的焦虑、时时的不安的世界里,我们好像还可以通过小说来证实人的存在和人的虚无。于是,小说也就成为我们谈不尽的话由。我们也因此有了对这一话题无休止地谈下去的理由和兴趣。
    这便引出与这则文稿有些相关的一段历史(History)、一个故事(Story)。 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黎一伙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指导的“先锋队”的青年学生(也有相当的产业工人)以中国“红卫兵”为榜样,以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才能拯救世界和拯救自己,以至于他们(还有当时的我们)以为只有如此才能解放他们自已。不过结果很具讽刺意味,“先锋队”所有的过火行动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秩序,也就是说,西方的固有的一套秩序并没有被颠覆——倒是苏联以后的一次未遂政变和两个要员,使被颠覆了的重新再被颠覆过来:苏联灰飞烟灭成了独联体,俄罗斯还叫好久以前就叫习惯了的俄罗斯。就跟中国的“红卫兵”一样的下场,革命后就被充军到了广阔天地,接受落后至少不应算是先进的所谓再教育。经历了许多事,过了许多年后,又疯一样地返城。这似乎是一场过眼烟云的事件,但是,无论是“先锋队”还是“红卫兵”,如今已经成了历史,而这成了历史的却是当下的存在,便也就生长出许多许多的小说。今天,我们很难读到以“先锋队”为题材的小说,但是以“红卫兵”以及随之而来的知青题材的小说在中国却是汗牛充栋了。三十多年前的知青运动以及二十多年前结束的知青运动带来了中国文学至今很具影响的小说的景观,十年的知青运动和由知青衍生的一系列题材成了当下某一特定生活的演义。
    相对于历史的宿命和现实的平庸,小说不仅成了故事(Story),小说更成了新奇、演义(Novel)和虚构、编造(Fiction)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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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小说正好是历史或者是当下的鲜活演义,而小说家就成了历史或者是当下的演义者。格力高(卡夫卡《变形记》)一觉醒来,发现了自己已经成了一条甲虫。
    这对格力高来说,他(它?)十分震惊,他(它?)怎么就成了一条甲虫呢。但是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我们并不感到震惊。而格力高的家人对格力高的不理解,以及格力高的家人害怕他(它?)死却又盼他(它?)早死的场景才是我们感到最为震惊的事件。之所以对前一事件,我们也许不会感受到震惊,是因为这种有些类似拟人化的东西仅是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对立或者不和谐;而对于后一事件,我们感到震惊,是在于人与人的这种不相容竟成了人类的作家演义当下的主话题。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不相容的疑问和表现出的极大的恐惧,小说家当然不仅仅只是记录了当下的生活,而且是把当下的生活作了作家独创性的演义。莫奇尼科(马莱尔巴《莫奇尼科》),一个被生活抛弃的流浪汉,却矢志不渝地在流浪中寻找离散的亲生母亲和同胞妹妹,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妹妹时,却遭到了亲生母亲和妹妹的谋杀。对人的不相容的这种图景,我们仅仅用憎恨也不能描述我读《莫奇尼科》时的心境了。憎恨同类就能唤起觉醒、就能拯救同类吗?这也许是天真的想法(鲁迅的那些称作是“呐喊”的小说不也是这样的命运)。但是,小说就是这样把天真的想法演义了出来以示同类。贾宝玉(曹雪芹《红楼梦》)含玉问世,经历了鲜花烹油和穷困潦倒之后,最后被仙人指点和感召,断然斩截功名利禄和来自天生的欲望,飘然出世。这样的宿命,不是小说的无能,恰恰是小说最为伟大之处:小说在这里,扮演了对于我们人类自己无能与无奈的记录者身份。人的宿命,既是人面对人自己和人面对生存环境的不可逾越的尴尬,又是人试图想超越这种尴尬表现出来的勇气。而哲学的描述、历史的描述以及新闻的描述,都不会这样像小说特有的文字描述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这样的震撼。
    小说不是没有力量的。小说的力量在于命运的无常、历史的哗变、现实的感受、欲望的真实和神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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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会在现存的许多小说里读出的微言大义。这也许并不是小说存在一开始的初衷。即使像读查尔斯·狄更斯的伟大小说《远大前程》,Pip所经历的、所奋斗的就跟我们许多底层的人的生活一样,我们就会不断地随着主人公在小说中的变化来体验着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所奋斗的许许多多的琐屑事儿。而且,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来看待小说和读小说的,而不是像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批评家那样看待小说(当然我们不想也不好想去否定专家对待小说的态度和功劳)。小说的存在就在于它记录着和演义着我们人的情感历程和人的生存状态;而存在的小说也就在于记录和演义人的情感历程和生存状态符合我们当下的口味和不同类群的口味。于这一点上,欧美与国人对待小说的态度就不完全一样。如英国对待小说有一个说法是没有女人的故事就不是故事至少不是好故事。但国人对于《水浒》中没有女人(尽管也有捉奸的故事和几个女强人的故事)──也就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两性情感交流和两性身体交流直接描写的女人──依然是那样地对小说《水浒》痴迷。《水浒》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同时也是讲述着受压抑者或受压迫者如何反抗现存范式的故事。小说《水浒》宣泄了它对历史和对生活特定形式的演义。从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王朔小说能够成为小说的许多奥妙。金庸的小说能够成其为小说,同样来源于《水浒》的成功范本。 90年代中后期,上海和广州曾发起过“新市民小说”的活动,活动中涌现了许多描述今日都市百姓鲜活生活的小说,如无意介入“新市民小说”但又实在是这一“流行”的扛鼎之作的《来来往往》、《生活秀》(池莉),从类形上讲,这些个小说也不过重复着人与性、人与钱、人与人自身琐屑纠缠这样的家长里短的市井主题,自然是有些个现代都市的味儿了。要说这些小说能不能成为经典那是以后的事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但是藉以这样一个“口实”来显示出小说的存在并不是像专家们和教授们那样的严格要求,而是可以轻松得多、可以宽泛得多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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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对生活的纪实性与创造性的两个不同面,认为这种分野是小说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标志,并断言这是小说当下存在的理由和小说未来存在的理由的标志。这样的认定,我不便说它的真理性和它的权威性,但就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小说,我以为,这样的认定是有些迂腐了。如果我们还把对老葛朗台(巴尔扎克《欧依妮·葛朗台》)的“写真”与对格力高的创造当成是过去小说与未来小说的不同之处,以至当成是小说存在与否的界线,那我们还能对小说说些什么呢。小说的存在就在于它必须是让受众接受,而不是让它束之高阁。而受众的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环境又有可能决定他(她)对小说采取的某种不同的态度。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小说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种小说样式,乔伊斯、卡夫卡的小说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种小说样式。这一存在,除了显示出小说的宽泛性,同时也显示出小说它天生的必须要由受众的接受的认定性。按照“写真”与创造来判定小说的存在和小说的未来,就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要么小说无人接受或被少数人接受(乔伊斯小说与卡夫卡小说的接受者,我想大多是业内人士吧),要么不承认由许多人接受的小说(如《大饭店》、《廊桥遗梦》、《玩的就是心跳》《玉观音》、《鹿鼎记》等等)不是小说。真是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也许就读不到小说了,至少是有许多人读不到小说,或者干脆不读小说了。到了这种田地,还要小说来干什么呢。虽说这样的逆推没有多少理由,如果真的只有那种业内人士才读才研究的小说问世,小说也许就不存在了。或者再说得极端一些,小说不是专门写给“贵族”们看的,也不是贵族们风雅时的应和与谈资;也不是论者归纳和肢解的产物和对象(倘若真这样,那一定是小说的不幸了)。说白了,小说天生就不是写给研究小说的专家学者看的,小说是写给自个儿看的、同时也是写给大众看的。即使是一开始只卖出百十来本书的小说——像《尤里西斯》,往往这样的小说便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畅销书和经典。
    在我看来,在海外,有四部小说或四位小说家给我们现代小说提供了小说的样式和小说的所有原素。这就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也许还有同类型的《大卫·科波菲尔》)、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远大前程》从故事的线性、人物的成长、细节的逼真、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评价取向、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显现(也可以说是人的崇高);《尤里西斯》里的事件的琐屑、人的卑微、人性的丑陋、叙述语句对经典的颠覆、无意识下的自由泛滥;《麦田守望者》里人的无休止的烦恼、性的羞涩与自主自在的交织、传统也不再是经典的传统;《喧哗与骚动》里的过去与现世的吊诡、人与现实的诡谲、历史背景与自然环境的不可知、人与宗教的纠缠、人与社会结构的寓言。这些也许就是西洋传统与现代小说的原素和构件。而在海内,我们也看到,有两位作家和两部小说给我们现代中国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小说基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不要以为没有选蒲松林的《聊斋志异》有什么离经叛道,也许只因它是文言文写的吧)。《红楼梦》宏大叙事里的历时细节描绘、人文情怀里的主角配角的鲜活无比、人在巨大的生存背景下的“飞鸟各投林”的无着与无奈、小说家才华的尽情展示;《儒林外史》对现实无情的嘲弄和批判、精致而又万花筒式的风情民俗描述、共时空间的人情世故、平面里的历史预言… …它们给中国后来的小说,也就是20世纪一开始的小说,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提供了它们以后的小说的许多资源。因此,在我看来,小说的存在还在于小说有了经典和范本。
    经典和范本既是历史,也是未来。而且,经它诞生的任一原素都会逐水而居逐水而生。这水源于TheHolyBible(《圣经》)的创世纪时的那场洪水,那场带给世界土地与生命的洪水;这水也源于《山海经》的大泽和大江,那是稷、舜及后辈生生不息的大江与大泽。这样,我们认同小说的经典和范本,实际上是认同小说母题的重复和小说题材的宽泛,以及小说的无禁忌。也就是说,认同小说的经典和范本,不是给小说下套,而是让小说获得更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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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社会(公平竞争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信息社会(后工业或曰后殖民即信息殖民和技术殖民)的到来,以及它产生的元背景和由此而展开的斑斓图景,更使我们对小说的认识有了更为宽泛的理解。一次性消费引发了文化的快餐性。于是,“快餐文化”中出现的一次性小说,也就是随读随扔的小说的出现,促使我们对原来小说观念的新认识,也可以说是对原来小说观念的某些颠覆(即对小说的价值观念的颠覆,譬如对经典性的颠覆)。“大众文化”的提出也许就缘于这样的背景,这与商品的卖买性质和信息的快捷性质密切相关。“大众文化”有可能不是针对“精英文化”的,但是“大众文化”毕竟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不是跟少数人专门提供的“豪华晚宴”而是所有“引车卖浆者”的盒饭(其实狄更斯的小说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在当时也当如是观)。也许,随读随扔的那一次性小说不能像《变形记》等那样的小说常说常新,而且也不像《大饭店》或像《玩的也是心跳》等那样的小说读时心动读后就忘,也就是我们谁也记不起那样的小说。特别是当下第四媒体(网络媒体)的无孔不入,网络小说的兴起也就跟网络一样,掉线即忘、关机即扔。但是,即使是随读随扔的一次性小说,它也可能从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姿态演义了当下我们人的处境、人的行为。特别是信息社会,不仅使连知识都成了商品社会中的一种商品,而且让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当然也还包括财富的不同拥有者),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地球村的村民。因此,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来规定这样不行、那样行,或者这种东西可以有、那种东西不可以有。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信息社会或在商品社会,我们已经没有了作为人对世界的评判标准,具体一点就是对小说的评判标准。我们对此可能会问,难道那些一次性小说也能长留青史吗(为什么一定要长留青史的小说才叫小说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问题在于就小说的现状和历史来看,用记录和创造来判定小说的存在与否,肯定显得捉襟见肘和牵强附会。小说的存在与否显然依据小说就人的情感历程和人的生存境遇描述得怎样相关,以及小说于特定时代背景的时代风尚相关。《班主任》(刘心武)中老师与学生的境遇、《许茂和他的女儿》(周克芹)中许四姑娘与许老汉的境遇等小说,展示出那一特定年代小说的某一时尚,就是着重时代社会对其人的命运的捉弄,以及人在命运多舛中的高尚。等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一棵树》(杨争光)等小说出现时,这些小说对人的命运和境遇的描述,就更多的是着重人自身弱点的状写了。对于小说的厚此薄彼或扬彼抑此,也许是对小说的存在和发展人为地设置屏障。当然,小说面对危机也是众所周知的。经济一体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等等所展示的后工业化(Step-industrialization)图景,一方面让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小说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自由自主空间,但另一方面铁的事实是,多元冲突、挑战以及必然引发的相互挤压都让存在着的小说和小说的存在喘不过气来。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无孔不入,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和国际互联网风一样地对地球村每一个公民的侵入,一次又一次地对小说固有的阵地进行地毯式的抢占。但是直到当下,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小说就此消亡的趋势。到了风生水起的网络小说如《第一次亲密接触》和《三重门》时,人在后工业时代的物欲中随波逐流,能找到点点自我的东西就满足了——哪怕就是瞬间的一点点满足。这样的不被传统或“正人君子”看好的小说,实实在在为我们当下更加凡俗和平庸多多少少提供了点心灵慰藉啊。我们还看到,《第一次亲密接触》和《三重门》等不仅通过第四媒体的快速传播变为热读小说,而且还通过第三媒体也就是电视传播,成为小说的延伸物,成为当下的时尚。也许,正是因为小说所扮演的是人的情感历程和人的生存环境的演义者,而只要还有文字和人,小说就不可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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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说到未来的小说,还是让未来的当下读者去说吧.因为,我们对当下存在的小说,还有许多话题要说,还有许多事也还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