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里提出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消极丑恶现象“如何反映”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忧患情怀与批判精神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历来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无不充满这样的忧患情怀和批判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忧患情怀，那就会像生活中的很多人那样，习惯于接受既成现实，不管这种现实是否合理；乐意于在麻木和娱乐中度日，也不管这种自我麻醉会带来什么。这也就像习总书记讲话中所批评的那样，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现象，已然是一种悲哀，如果我们的文学面对这样的现实，也仍然视若无睹、麻木不仁、浑浑噩噩，那就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现实主义无论是在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上，都有悠久而伟大的历史传统。现实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潮还是创作方法，也都有其鲜明而突出的特点，比如特别强调对生活现实的真实反映和如实描绘，特别注重对生活题材的深度开掘和认识思考，特别重视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描写和典型化创造等，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所拥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历来优秀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力量，就来源于它的这些鲜明特点，尤其是它所不可或缺的批判精神。
    众所周知，19世纪风行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是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通常要被冠以“批判现实主义”之名，就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性特点。从根本上来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军突起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冲突，导致人性和人的现实关系全面异化，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则无疑真实反映了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这种真实反映和现实批判，其实是有益于社会的合理健全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时代需要批判性文学因而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正如在这个时代需要批判的理论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实际上，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马、恩始终对现实主义文学情有独钟，对哈克奈斯、考茨基等作家的创作特别关注和详加评论，同时对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作家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除了充分肯定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之外，更让他们特别赞赏的，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对现实矛盾和不合理现实关系的无情揭露批判，从而表现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后来列宁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称他是伟大的、天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是因为他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俄国农奴制改革背景下的社会现实，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揭露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反映了俄国农民革命某些本质的方面，成为社会现实和俄国革命的镜子；另一方面，则是从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反映了这个时代农民阶级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当然，列宁对托尔斯泰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特别是他对于现实邪恶的不抵抗主义、耽于幻想和妥协退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赞誉，是着眼于这种文学最突出的特性与功能，一个是它的真实性及其认识功能，有助于人们透过文学的棱镜更深刻地认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另一个是批判性功能，对种种道德沦落与人性异化的罪恶现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剌，以此刺痛人们麻木的神经。当然，这一切最后都归结到一点，就是引起人们对于现实关系和现存制度的怀疑，从而走向反抗现实压迫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
    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尤其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显然受到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影响。许多优秀作家及其作品，同样表现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突出的真实性、典型性和深刻的批判性。鲁迅先生的小说，既极为真实和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风雨如磐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忧愤深广的批判性认识，包括对吃人的封建礼教传统和黑暗腐败现实的激烈批判，以及对以“奴隶性”为特征的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巴金先生的《家》《寒夜》等作品，也极为真实和典型地反映了旧时代封建家庭的衰败及其人生悲剧，以及底层知识分子的痛苦挣扎和悲惨命运，由此表达了对这些不幸人们的深切同情，及其对造成这种人间悲剧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强烈控诉和批判。此外还有茅盾、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创作也无不如此，显示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大力量。应当说，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正是那个变革的时代所特别需要和热切呼唤的，而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也恰好是以其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和深刻批判，呼应了人们的愿望和时代变革发展的现实要求，从而在推动历史的变革进步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文学界强烈呼吁“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由此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所谓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其实就是要求摒弃极“左”年代虚假粉饰歌颂的“伪现实主义”，真正恢复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精神。当时一批影响很大甚至引起轰动和争议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极“左”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荒诞生活现实，表达了对各种人妖颠倒、人性扭曲和戕害践踏人格尊严的丑恶现象的反思与批判，对新时期初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及至后来同样影响甚大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着重反映新时期社会改革的艰难进程，真实描写社会改革进程中的现实生活矛盾，无论是对造成这种现实困境的旧体制与现实关系，还是阻碍改革的保守落后势力，以及那些投机钻营借改革以谋私的腐败现象，都给予了有力的揭露批判。这种紧贴现实的真实描写，以及有现实针对性的深刻批判，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和深化改革，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在推进社会变革进步中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说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性，特别是它的批判精神，其实并非不言自明，也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似乎只要看什么不顺眼，便愤怒指责咒骂以泄心中怨愤，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其一，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基于对生活现实的深刻认识。生活现实从来就是复杂多样的，无论什么样的生活现象都有可能为作家所关注而成为创作题材，但关键在于作家对这样的生活具有怎样的认识，以及对题材意义如何深入开掘。有人说，历史要辩证地看，现实要批判地看。现实主义作家大概是最擅长于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实，特别关注这样的生活现实是否合理、是否合乎人民的愿望要求。在这样的关注和审视中，他们往往会发现生活中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或者是值得批判反思的东西，进而通过深入的思考探究，达到对生活现实的深刻认识，乃至如列宁评论托尔斯泰时所说，认识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方面。通常所说现实主义反映生活不仅要求细节真实，而且要求达到本质的真实，应当说是针对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而言的。如果没有这样抵达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同样也不可能有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对于生活现实的深刻有力的批判。这是我们从许多优秀现实主义作品中所能获得的启示。其二，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以深厚的人文关怀作为思想灵魂。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批判，都必然指向对人的现实关怀。因为一切社会变革和解放，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和批判，其目标正在于揭示现实矛盾的根源和人性异化的本质，从而引向变革现实的实践，实现社会与人的解放和合理健全发展。文学是人学，历来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批判，都是基于对人的现实关怀。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无不是以人道主义作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的人道主义有历史局限性，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对于人道主义的真诚信念。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道主义思想灵魂，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批判力量和深远影响。同样，我国“五四”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都是把人道主义作为精神内核，既揭露批判不合理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异化扭曲，也表现对合乎人性的健全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当然，这种人道主义已不同于过去时代，而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精神内涵，但它的精神价值取向应当说是相通的。其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蕴含着崇高的审美理想。现实主义文学通常用冷峻的态度和批判的眼光审视生活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看到生活中的黑暗面，只会对生活中消极丑恶的东西做展览式的描绘。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正如一首名诗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现实主义当然需要直面现实揭露真相，但在根本上它仍然面向未来追求理想，相信社会的变革进步，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俄罗斯著名作家拉斯普京说：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但是爱与美更强大！这应当说是许多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坚强信念。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对生活现实的反映，既不会回避现实矛盾而坚持批判性描写，同时也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并加以积极表现。即便是完全着眼于对消极丑恶事物的揭露批判，那也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任何否定，如果要成为生动的、诗意的，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因为对丑恶的否定就是对美善的肯定，所昭示的正是文学的审美理想，它不是让人消极悲观，而是能给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力量。
    一段时间以来，当代文学界似乎很少谈论现实主义问题了，在有些人看来，现实主义好像早已落后过时，尤其是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这个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时代，就好像更显得不合时宜了。然而，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当代文学果真不再需要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了吗？看来还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从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来看，并不是没有值得进行批判性审视的现象和问题。邓小平说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没有发展的时候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改革发展进程中，由于一些方面的改革没有跟上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也许可以说，过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揭露的各种丑恶现象，在当今市场化的社会现实中都已司空见惯。即使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被鄙弃的东西，也被一些人疯狂追捧横行无忌。还有一些封建主义腐朽不堪的东西，也往往以各种新的名目借尸还魂招摇过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里提出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消极丑恶现象“如何反映”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要求用现实主义精神观照现实生活，理应包含如上所说的批判精神在内。
    其次，从创作主体方面而言，也还有一个主体精神的问题。习总书记讲话中说：作家应当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要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现实主义作家无疑更需要这样的忧患情怀。这里所说的忧患，应当是来源于对生活现实，特别是那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关注，来源于对生活现实中严峻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因此，忧患情怀与批判精神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历来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无不充满这样的忧患情怀和批判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忧患情怀，那就会像生活中的很多人那样，习惯于接受既成现实，不管这种现实是否合理；乐意于在麻木和娱乐中度日，也不管这种自我麻醉会带来什么。这也就像习总书记讲话中所批评的那样，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现象，已然是一种悲哀，如果我们的文学面对这样的现实，也仍然视若无睹、麻木不仁、浑浑噩噩，那就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俄罗斯当代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作文学的。当今时代依然严峻的生活现实，依然需要以文学的方式真实反映和进行批判反思。问题在于，当今的文学是否具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是否依然拥有宝贵的文学良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温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尤其是它的批判性精神传统，无疑是必要和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