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毫无疑问是古典戏曲的代表。面对它的古典品质，极端者甚至认为昆曲只保留和传承古典的文学、音乐和表演艺术，就能实现在当代乃至后世的无限延续。虽然一个时代需要有一个时代的创造，昆曲也试图在不同的时代中与时相偕，但历史却显示出近百年来“昆班所演，无非旧曲”的尴尬，众多的新创作品在古典经典的映衬下，多少显得黯淡无光。由此，戏曲界似乎更加坚信了一点：昆曲只属于古典。而《春江花月夜》的出现，却让人看到了创造的光彩、现代的光彩。这部原创作品是否已经实现了“现代昆曲”，当然取决于此后是否有相继的作品问世，但它无疑开启了昆曲“现代化”的进程。
    剧作者罗周的艺术创造终结了多年来被人诟病的用长短句式的韵文或者蹩脚的填词填曲、甚至直接用粗陋的齐言板腔体文字，来掩盖昆曲创新作品文学性不足的局限。她的艺术创造塑造的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场面，张扬的是才子佳人式的情感纠葛，实现的是昆曲诗情画意的舞台境界，保持了昆曲从业者力图坚守昆曲艺术品质的终极追求。戏曲界和观众对此都叹服不已。但是，这些创造对于昆曲而言是不够的。昆曲的艺术体系归根结底是将诗性的文学作为表演艺术的最高宗旨，罗周面对的题材是张若虚创作咏诵《春江花月夜》的传奇故事，其挑战在于，必须用昆曲的诗性文学来实现对这首诗歌的准确诠释。清人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对张若虚的诗篇评之为“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能够实现共感“今人”的力量根源，则在于诗性文学必须具备的现代解读。显然，罗周做到了，不仅凸显了诗性文学的专长，而且赋予了昆曲截然不同的美学质感，让昆曲的古典特征脱胎换骨地具备了现代品质。
    罗周在这部剧作中设定了“秋水流波”的“三眼”观望，用张若虚与女子辛夷相望相许而无所交集、相思相感而“无干男女之私”，来渲染情感与时间的错位。剧中张若虚在钟情于桥上投来的三次观望后，竟然不甘转轮地狱，一心将深情寄寓于一厢情愿的姻缘，直至神奇地复生，面对与之相隔有年而终归陌生、并且已经步入老年的辛夷。而此时，他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历了帝王更替、兴亡变幻。这种时间的错位和情感的不对等，不但指向了对生命个体的感怀，也指向了对历史流变的感伤，凸显出永恒的无可奈何和深情自度。
    剧中被罗周强化的“情”，延续了明清以来被文人们不断诠释的“情”，也包含着现代社会对于普通人性的悲悯之“情”。因此，在《春江花月夜》的人、鬼、仙三界中，那个在人界中错乱而不堪的“情”，在鬼界中成了阎君的一再开恩，在仙界中成了曹娥、刘安的凡心大动。这就让该剧在张若虚与辛夷的情感与时间错位之外，又增加了神仙鬼灵的遥感怜惜。这种贯穿着人性风采的叙述，以及针对现代情感所张扬的心灵宣叙，正是现代社会与现代观念中必须具备的理性与自觉。该剧在深层的戏剧结构与文学遐想中，用体现着现代观照的诗性笔法，来塑造一首千古流传的诗歌得以延续至今的异代感通和心灵理解，对昆曲文学表现手法进行了超越，又真切地嵌入了现代戏剧所追求的格调和思想中，成为迥异于传统昆曲的新形态。
    罗周的文本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需要表演、音乐、舞美，特别是导演的深切理解和体味。目前的舞台二度创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现在的舞台呈现，影响观感的浓重烟雾、指向不明的舞台支点、被刻意具象化的鬼界幽灵，包括那些不合昆曲本体表演风格的身段表演与人物调度，都影响着这部剧作的品质。这些舞台上的瑕疵，虽然在创作者那里，或许被看作是该剧与昆曲传统的距离强化，但毫无疑问地削弱了剧作文学色彩的明媚通达和诗心的婉谐圆融，当然也影响了剧作本身的境界升华。
    尽管如此，《春江花月夜》这部充满现代诗性的剧作，让人沉浸在用戏曲吟诵的诗歌中，体验着跨越时代、跨越年华、跨越生死的现代感性之美，在嚣杂的现代社会中，张扬着这个社会本该具有的清净与多情；也让古典昆曲传统在现代诸多戏剧创造手法中涅槃而生，实现了古典向现代的跨越，值得为之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