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历史研究要持守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尘封的历史事件和逝去的历史人物既需要记叙、描绘，也要反思、批判，然而无论持有何种价值判断，对历史本身怀有温情和敬意应该是最基本的立场，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世界的视角，才能富于建设性地再现或重建历史场景，历史叙事也才能够对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所镜鉴与启迪。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过多地采取了颠覆和戏仿的叙事策略。导致很多作品中的历史事件既无从证明，亦无法证伪。偏激错位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思想、诡谲浪漫的传奇、天马行空的想象甚至于胡编乱造的故事开始大行其道，充斥其间的是消费主义的欲望宣泄和奇观展示。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是紧密且缠绕的，两者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两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大作家，少有卑琐、萎顿的样子，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生命的光辉，有文化的理想，有伦理的坚守，也有道德的勇气；从内在精神上说，他们藏身于作品中，走的正是大方大正、径直而行的路。现在，自觉走这条路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自然，肯担当、有气魄的作品也日渐稀缺”。（谢有顺语）
    长期坚持业余写作的丁晓平，对自己的定位是“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近年来，他接连出版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毛泽东的亲情世界》《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等多部历史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可谓目标清晰，脚步坚实，成果丰硕。作家的创作与他自身的现实生活间并非共时性关系。无论长短，都难以摆脱时空的距离，于是乎，回忆成为多数作家创作的本真状态。然而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不会用过去的思想与情感进行他们的艺术创造，他必然要在“当下”社会与文学的语境里去重新整合过去的生活与历史。也就是说，他要赋予过去的生活以“当下”的精神与意义，即便是相悖，也是对“当下”社会与文学思考的结果。总而言之，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与他作品里面的生活从本质上存在着一种错位，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个问题我们从丁晓平的历史叙事中看得就更清楚了，历史叙事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甚至于映射现实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没有现代感的作家，即使写了现代生活也未必就有现代感；有现代感的作家，虽然写的是历史，也照样具有现代感。在我看来，丁晓平是一个当下意识强烈的历史题材作家，他的历史题材创作，往往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
    2015年，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新近推出了《另一半二战史：1949大国博弈》。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各个政治势力之间能够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大历史观，恰恰是中国“二战”文学极为稀缺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在进行政治宣教和迎合民族心理时是有效的，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 “各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马丁·布伯所谓“独白的生命”向“对话的生命”的转化，在考察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叙事时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在《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不同历史记忆、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缠绕交织，各利益攸关方的视角、文化、思维、情感、行为融合碰撞，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景和动态的历史画卷。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言说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这部作品极为显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理。丁晓平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视角回望二战历史，试图以大国眼光、世界胸怀，透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地认知历史的本质。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正在于吸取人类历史的智慧，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切入历史的细节，盘点得失，还原真相，照亮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选择的艺术，选择本身就是作家思想、文化和审美眼光的体现。题材不决定作品，作品的个性也不取决于题材。但作家的品质与个性，一定决定作品的品质与个性。因之，写什么？这个问题于丁晓平而言，首先考验的是自身的思想和眼光——“要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写推动历史进步，并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历史，作家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还必须以战略的眼光、理性的思考、理论的勇气，从外部枝节看到内部核心、从现象看到本质、从支流看到中流、从局部看到全局，从有限看到无限，从中国看到世界，从而准确、科学地把握所涉及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人物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
    丁晓平所关注和书写的题材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逸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对于文学而言，“大”标示的往往是常道，历史有常道，文学有常道，人类的精神亦有常道。诚如谢有顺所言：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持续建构和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去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做出大肯定，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大时代的发展走势，无法从具象中梳理出现实生活的内在脉络。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
    【原刊责编】西 元
    本文系作者在《神剑》杂志主持“新生代军旅作家对话录”栏目之“主持人的话”，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