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高校学术的日渐显著异化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异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同整个国家教育理念的异化息息相关的。设若说我们中小学的教育是在拿学生的分数绑架老师的话，那么高校的教育就是在以所谓的科研成果将教授们死死围困。在前者那里，分数成了击败对手的利器，它之于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完善已然没有了任何干系。而在后者这里，大肆膨胀的科研成果除了只为教授们谋得名利之外，我实在看不出它们对于学生可能会有多大的益处。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从教者们始终都在制造着熙熙攘攘的忙碌景象，然而其受教者的心灵却一直便是荒芜和寂寞的。疯狂榨取的分数埋葬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学生，那些汗牛充栋的科研成果同样遮蔽着一个又一个求知学子的存在。试问，倘若一名从教者的职业成果完全体现不出其对于学生们的内在关怀，那这种成果难道不是可耻又可疑的吗？
    我以为，教学也好，研究也罢，无一例外地都应指向关怀的本质。缺失关怀实质的成果不管多么精彩，皆无法掩饰其灵魂的空洞与虚伪。所以，很久之前我便已开始坚决拒绝阅读当下中国学院派炮制出来的冰冷文字，甚至将其视为垃圾唯恐避之不及。在我看来，最终不是指向人生真谛的研究，就如同僵尸一般令人无可面对。故此，当同属学院派阵营的于小植将其书稿《中国文学作品透析与中国意向的突围》送至我面前时，我真担心它极有可能会又是一具僵尸。可出乎我意料的是，狐疑的目光掠过目录进入到内里时，我发现这似乎并非我想当然的那种惯常意义上的研究。在这部书稿里，我惊讶地发现了久违的学生的存在。显而易见的是，它属于一次师生互动对话的实践性结果，从中你既可看到作者自觉的职业意识，亦可见出作者真切的课堂关怀。
    这是一部充满了温暖声音的书稿，于小植无疑就是一个热忱的倾听者。只有在问询和理解之时，于小植方才开始说话。不过，这话语不是指令不是训诫，而依然是独白式的倾听。她是在说吗？不，她只是在听。她所有面向学生内心世界的诉说，其实都只是后者真诚的回声。从于小植听的姿态里，我再度认识到，语言是为了倾听而存在的。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说，乃是我们是否会听。毫无节制的言说往往消耗着自己淹没着他人，唯有沉静谦恭的谛听才是对自我的丰富，以及给予他人的关怀。让我厌弃的那些学院派表述，从来就是仅止于一说再说，因为不懂得听，归根结底，他们并不可能真的懂得如何去说。结果，貌似一本正经的滔滔不绝，到头来只会沦为梦呓般的自言自语。那么，没有听者的言说，意义又何以生成？
    有必要指出的是，于小植的课堂并非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课堂。坐在那里的是来自世界各地异国他乡的学子，他们都在使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即中文学习听和说，不难想见，误会抑或说误解必然会是那里常有的冲突性经验。但也正是此种经验，自然激发着倾听和对话的吁求，所以我想，于小植能够萌生出这样的学术研究思路也绝非偶然。那里固有着源自文化差异层面的碰撞和猜忌，如果于小植首先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她便无以发起对话，从而令喧哗窒息，为对抗转向共识创造出前提性的语境。在课堂上，于小植必须扮演一个协商者的角色；但回到书斋，她仍旧是这样的角色。也许，这就是她的本色吧。
    作为一个倾听者，作为一个协商者，于小植在涉及自己的研究范畴时，势必会同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发生些许共鸣。但难能可贵的是，她清晰地洞见到了这种理论的“经验主义”局限，而如此清醒的认识无非又是与其作为倾听者和协商者的亲身实践有关。于是我们看到，她的研究便有了西方传统接受美学所没有的社会学维度。她自觉纳入的问卷调查式内容，可以说就是最直观最生动的社会学材料。至于她所选择的那些作品个案，如《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举起手来》《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对于考察各国留学生关于中国的期待视野及其接受，也无一不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在于小植同其学生对话与商榷的过程中，我也有意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倾听者，这一身份同时又使我得以沉思的方式介入现场。于是乎，一次又一次的拷问，迫使我不得不拿出最大限度的勇气和耐心，来剥离历史和现实间的密集纤维，勘探出其中不易为人所察觉的丝丝纹理联系。
    是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难道真如于小植的某些学生所理解的是国人忍耐和热情的品性使然？对我来说，我倒是更关心这种忍耐和热情心理学表象背后的政治学渊源，那便是中国自古有之的权利意识的普泛性匮缺。假如个体认识不到自我的权利等同于自己的尊严，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在权利遭受侵犯之时会同时产生自尊被侵犯的抵触性自发反应，故而也就不会因此勃然大怒。所谓的不生气，实际上就是对于自我权利的遗忘，甚至是对于自我的遗忘。而民众对于权利的放弃，必然会相应放纵统治权力的肆虐，而权力的肆虐又必将不断去侵占权利本来应有的生存空间。在权力无限遏抑权利的情况之下，人们只能日渐变得麻木，最终导致生气本能的丧失，因而也就更别论什么反抗的冲动了。此种境况只会造就一个忍气吞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流行的只可能是“吃亏是福”或“难得糊涂”的苟活者哲学。当个体的尊严如脚下尘埃时，“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信条就可摇身一变为生存的唯一真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全盘占领权利属地的权力压根就不是真理意义上的权力，而恰恰是阿伦特所说的“暴力”。在阿伦特眼里，暴力现身的地方，权力必然消失，反之亦然。权力的强制性从来不就是以牺牲自由权利为代价的，它肯定是建设，是尊重意义上的秩序。暴力却属于无能的能力，它从来就是非理性的，唯有借助于破坏的恐怖效果方可确证自身。所以，德勒兹说：“权力是谦逊的，同追求正好相反。”而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权力向来就是安静的。每个人都应警醒的是，当权力走向狂妄和喧嚣之时，这便表明其实质早已丧失殆尽，必须等待着权利的救赎。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或许，需要我们首先去做的不是直接质问那些不知道生气的中国人，而是要懂得如何在他们隐忍的沉默中虚心聆听。
    至于影片《举起手来》引发开去的有关人性的探讨一样耐人寻味。在我们试图反思自己一贯的脸谱化艺术创作模式困境时，我以为最重要的还不是主动去检省我们对于敌人人性的无视。既然这种检省是建立于普适的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敌人是否拥有人性，而显然只能出在我们自身这里，即理应先行予以置疑的是我们自己是否拥有人性。在我们习惯于将抗日的沉痛历史加以喜剧化处理的时候，事实证明，我们根本就无心将这段历史好好保存，只想在嬉笑怒骂中轻而易举地将其失重化、娱乐化，直至其灰飞烟灭。不难看到，这历史既唤不起我们的认同感，也无法赋予我们以归属感。换言之，我们在这一历史之中永远难以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既然连真实的自我尚都不具备，那又奢谈什么自我的人性呢？
    这部具有社会学研究性质的书稿在我这里触发的思考灵感远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只好不再一一赘及。我注意到，于小植在书稿标题中使用了“突围”一词，而实际上，她的这次写作也可视为对于当今学院派研究机械套路应有的一场奋力突围。只是，我更愿使用“突越”一词，因为我希望她在实现突围之后还将继续进行勇往直前的超越。是的，超越。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