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鲁敏
    钉子与包袱
    有时候觉得，写小说就是在往墙上钉钉子，然后再往钉子上挂包袱。所有写作者的前面都有这么一堵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墙，不过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满是现成的洞眼，现成的钉子，并且已经有了大小不同的各样包袱，有时候啊，你简直都找不到一个空地儿。
    钉子当然只是个比方，约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主题其实是恒定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永远在写着这些千古而倏忽的事情，比如青春期成长、性的觉悟，比如爱情的发生与幻灭，比如贫困之境与对成功的无限渴求，比如新旧交替，以及交替碾压中的人性等等。就像戏剧界会归纳出N个永远有效的戏剧主题一样，小说的主题也能拉出一个清单，像大小不一的钉子，我们所看到的长篇短篇中篇，不过是挂在这些钉子上的包袱。
    大部分时间，读者看不到后面的钉子，他们的注意力总是在包袱上，这是必然的。外观上看如此，理论上讲也是如此，决定一部作品是否成立、是大是小、是钢铁是棉花，不在钉子，再陈旧的主题都能有当下的个体化的解读。说过的话，永远可以再说一遍、再听一遍，不同的嗓门不同的语言振动着不同年份的空气，以及空气中的灰尘，这话，已然不同了。问题是，如何“已然不同”了？
    这就又要打另一个比方了。我曾经去看一个摄影展，那许多摄影作品中，空难、战争或吸毒者什么的无疑总是最为热门，但同样的背景与题材，更吸引我们的却总是些日常与细节，是街道上走路的人、正在准备晚餐的母亲，是窗户与帘子后的目光。它的焦点所截取的细节，既属于某个特定的框架(如战争、灾难、吸毒)，但更是超出那个特定的圈囿而延展至人类的日常生活。那个影展结束后有一个商业化的器材展，全是价格昂贵的各种机身与专业镜头。众人纷纷感叹机子多么好、多么贵，因此效果就是不一样;也有的见识高一些，认为关键是要亲临现场、要躬逢盛世、要贴近对象……有一位摄影师在旁边不作声地听着，最终还是急了：你们真逗，把机子给你试试，把你也扔到现场试试。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取景，如何构图，该留下什么，又该不要什么……
    我注意到他说到“取景”。写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主题的钉子，或者具象一点，说到生活与时代，面对同样的复杂世情，同样平淡的市井日月，一个写作者的高下，肯定不在于武装上最先进的镜头，不在于气喘吁吁地去跟现实赛跑，最起码不仅仅是这样，那样弄出来的包袱可能真不咋的。文学之魅的奥秘同样在于“取景”。这个取景器是你所独有的，不同于别人的眼睛，也不同于先进的放大器，并且要胜出新闻、社论、电视剧或微博、微信，它核心部分所认领所介入的，正是肉眼所不及的、工具所不及的非物质部分。我相信每一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在虚构或非虚构，在对世界进行剥离与萃取，这一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核心焦点、曝光参照、光圈系数，正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与气象所在，并最终生成和决定了他最终编织出的那只包袱将以什么样的结构、比例、内容、质地，去悬挂到那些完全公开的、几乎是透明的钉子上去。
    最终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包袱决定了结果，这大致就是通常所说的怎么写的问题。举个较为粗暴的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流行写作与畅销书，他们所选择的写作主题其实是同样的一些钉子，同样在写成长(青春校园)、爱情(古今穿越与粉红幻想)、人性(官场、成功人物传记)、冒险(悬疑、盗墓)等，只不过他们所披挂上去的，是够刺激的彩色灯泡，是跌宕起伏的过山车，或者直接就是一棵圣诞树……这些过分漂亮、讨人喜欢的包袱决定了这位作家与作品的体量、格局与寿命，它们像怒放的花朵，开过一个热闹的季节，或也就随风而去了。恰如另一些作家，在同样的钉子上，他们所挂上的是生锈的刀，是扔不出去的石头，是枯萎的枝条，是空空如也的笼子，是一首漂泊的安魂曲……这样的包袱绝不魅人，不那么戏剧性，甚至都没有那么巨大，可是怪了，它们就是可以长久地占据在那面墙上，像生了根安了家，无数的后来者，眼光会像被粘住了似的，在它的上面越拉越长，并产生了敬畏与谨慎：他是否真的打算在同样的钉子上，重新编织一个新的包袱，他有更经得住风吹雨打、经得住目光淘洗的想法吗？
    一部分作家可能就会在这里犹豫不决，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他觉得他应当聪明一些，同一个钉子上，已经有了太好的货色，当然应当回避可能的风险与徒劳，但另一些作家恰恰就会在这个时候产生巨大的骄傲感，他不在意的，他偏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钉子上去作为。他在影响的焦虑中诞生出一种毁灭般的信心，他相信他的包袱里会包藏着对同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理解，或者，干脆就是另一个世界。随便想想看，同样是“反战”这枚钉子，海明威与冯内古特，他们的取景器、他们由此所拿出来的包袱何其不同！我从资料中看到过，在《五号屠场》动笔之前，冯内古特急疯了似的要在二战这个钉子上挂上他的小说，他找了很久，试过各个角度，失败了多次，直到最终，同一枚钉子上悬挂上了他的独一无二的“包袱”。
    当然，什么钉子啊取景器啊包袱啊，也就是说说，或者本都是不必多虑的事。真正高明的作家可能都不会让你看到钉子，你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它背后有没有钉子，是什么钉子，又有几个钉子？甚至也看不到包袱。你所见到的好像就是两三个人物、四五段回忆还有若干的晨昏，随意而辽阔地搭配在那里，这是没有了边界线与疙瘩结的包袱，是这已经融入了白墙、融入了视线、融入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不能写出这最后一种小说，这种处理掉钉子、也淡化掉包袱的小说。我知道我曾经为着寻找与众不同的钉子而耿耿于怀，也曾经为着包袱的大小与轻重而拼命往里面塞东西。又有一阵子，试图藐视和隐藏最初的那枚让我注目的钉子……我不知道，我怀疑我会一直惦记着这些事情，一直处于惶然取舍与自我斗争的阶段。当然，这都是需要的过程，而过程，总是大大的美妙于终点的。也好，就这样吧。
    ——摘自《新文学评论》
    
    鲁敏，1973年生于江苏东台。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六人晚餐》，小说集《小流放》《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纸醉》《取景器》《离歌》《惹尘埃》《伴宴》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郁达夫小说奖及《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新人奖等，入选《人民文学》“娇子·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20under40”等。作品被译为德、法、日、韩、俄、英、意、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现居南京，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家现在时·鲁敏
    Q：小说月报 A：鲁敏
    Q：在您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爱的主人公是哪一位？
    A：“最”谈不上，是相对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阿里萨先生。这是马尔克斯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推出的作品，他“令人意外”地选择了爱情这个主题，写得如此的衰老、沧桑、放荡，却又雪白无尘、忠贞不二。陪伴终身的这一爱情，决定了男主公阿里萨先生对待生活、经历、身体的方式，他耐心、智慧、自尊，比较接近我的理想。
    Q：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A：在写一个长篇，《六人晚餐》之后的新长篇。二十五万字的初稿已经写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长时间修改。就这样慢慢走吧，像是通往一个从未有过访客的古禅寺。这种心情，焦苦、渴盼、不安，同时也充满孤独者的隐秘希望。
    Q：您是否有固定的私人写作习惯？
    A：以前不大讲究，这些年开始有“毛病”了。一杯热乎乎的红茶是必须的，然后会在电脑里循环播放固定的曲子。要么是节奏很强的摇滚，要么是特别“静”和“朴”的，比如久石让的配乐或是尺八曲等。因为听得太熟，这些曲子就自动形成了一个钟形罩，妥当地把我给罩在里头，透气、舒服，可是外面的人、外面的情绪都进不来。我只跟小说待在一起。
    Q：除了写作之外，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A：舞蹈或运动，类似的与身体相关的才华。能够训练、挖掘和展现出身体的能量，并以此来表达对生命对外界的感受。这么些年，阅读与写作都很静，总是跟头脑和精神有关。可能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弥补，一直很向往这种即时、爆发、及物的能力。
    Q：您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A：乐观和夸张一点说，万物都是灵感。比如跑到中山植物园，看到四个人，三女一男，有老有少，坐在一株香气扑鼻的桂花树下打牌，我远远看了一眼，呀，这情形就应当是一篇世相小说。再比如，初春时节，丑陋老根上发出新芽，我绕着它反复地看，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写出这种日常但强大的生命感。把灵感变为作品，需要一个发酵、变态、走样的过程，有时要听从灵感的控制和奴役，有时候得抛开它、冷落它，用理智、技术去跟它唱反调。老根发芽，等写出来，可能已是层林秋籁了。
    ——《小说月报》2015年第10期封二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