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 上海作家，以擅长书写上海和纽约双城生活著称。 她的作品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上海的“必备指南”。 自1986年以来，唐颖已发表中长篇小说及话剧、影视剧本逾百万字。已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纯色的沙拉》《多情一代男》《无性伴侣》《瞬间之旅》《红颜》，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上东城晚宴》等。 《另一座城》 唐颖双城系列三种浙江文艺出版社 纯情、善良、渴望家庭温暖的阿宝，在美国度过了寂寞青春的“狂飙时代”，与少女时代心仪的爱人走进婚姻的城堡，让她感恩命运的眷顾。然而他却在上海情陷“另一座城”而无法自拔。究竟是怎样的爱情可以让优雅可靠的丈夫抛弃相爱十年的妻子，母亲和尚未成年的三个儿女？挣扎的妻子，迷失的丈夫，重逢于上海，然而真相让她疯狂……在自己最近最爱的人身上，一点一滴的刺痛都能累积下来，给予永难磨灭的伤痕。面对失落的爱情，阿宝该如何找回自我？ 《初夜》 初夜的阵痛潜伏在蝶来之后的人生轨迹中——下乡，考大学，悔婚，读研究生，留学，恋爱，结婚，生子。在这条轨迹之下，暗涌着荒芜青春遗留下的躁动、迷惘和焦虑。当回忆逆流而上，她才终于发现，她的身体和情感，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那爱的发源。唐颖不仅仅在讲述一个初夜故事，她在诉说女性个体最本真的生命体验。 《阿飞街女生》 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争吵，米真真再也不愿想起那段过去。形影不离的好友被歹徒强暴，从小暗恋的男生失踪、自杀……如今，昔日的五个闺蜜都已年届四十，再次相聚却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内心都被过去绑架。是继续回避不完美的青春，藏在自己的孤岛里，还是接受残酷的过去，面对未来？ 2017年5月 《上东城晚宴》 唐颖作品一种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个周日的下午，记者与唐颖约了见面，听她聊聊创作心路。地点当然是唐颖选的，不用说，她对上海的各种时髦休闲场所了如指掌。这家位于上海繁华商业区徐家汇的广东茶室闹中取静，甜品意外地美味。 唐颖穿着一身黑白条纹的休闲装，笑容灿烂轻松。她选了临街一排落地大窗前的位子，坐在那里可以一览整片闪亮流动的街景扑面而来又擦肩远去，有种对都市繁华既贴近又隔开的感觉。 这或许正是唐颖作为一位作家所擅长把握的状态——做一位深谙生活实相的尘世体验者，同时又保持着一位冷静的观察者的角度。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散漫地展开了。 本来想学医 后来爱上讲故事 晶报：你从小就梦想当作家吗？说说对你的写作有影响的成长历程？ 唐颖：其实我没想过当作家，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学医，我也有这个愿望，高考恢复时无法通过理工科的考试进入医学院，而改考文科，因为也的确喜欢文学，便选了中文系。小时候父亲每晚对着英语读物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其中有《李尔王》《格林童话》，还有马克·吐温和王尔德写的故事，故事讲完了，我却无法从故事的情境中出来，常常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复述故事。我被母亲送进托儿所的全托班，我哭闹要回家，老师便让我给小朋友讲故事，我一讲故事就安静了。 我讲故事的才能一路发挥，在中学，即使和同学们看同一本书，她们也会要求我把看过的书再讲一遍，我给她们讲《呼啸山庄》讲《简爱》，一遍又一遍，她们听不厌我也讲不厌，我的小说被公认“故事性强”，大概与我是无意中养成了讲故事的童子功有关。当然，阅读小说是我成长过程中唯一的娱乐，虽然书得之不易，但居然也读了不少，在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上，老师开出的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书单，大半都是读过的。 晶报：我对你们这代人的成长很感兴趣。 唐颖：我中小学阶段几乎没有正经学过知识，中学毕业前广播电台开设英语课程，父亲敦促我跟着广播学英语。他希望我即使当不成医生，也可以做个翻译，但我常常听英语听到一半就睡着了。初中毕业便被送去农场，父母亲特地去买了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希望我去农场后能够继续学英语，父亲总是说：“我不相信这个时代是一直不需要读书的，总有一天要靠本事吃饭。”我到农场面对荒凉的土地和粗鲁的农场领导，当晚就躲在被子里哭了，深感前途无望，直到此时我才明白父亲的用意。我打开半导体，不再需要父亲敦促，学起了英语。其实，学英语只是一种象征，至少我有了自学的意识和习惯，高考恢复时，可以有能力进入考场。 197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没有学医而是读中文让父亲很失望，但当时的我只想找个途径离开农场。当时的华师大中文系有孙顒、王小鹰、赵丽宏等知名作家，整个中文系有一股写作热潮。我没有当作家的准备，也没有在学校如何做学霸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在“名学生和名人子弟云集”的中文系成就自己，内心孤傲却无法找到自己的目标，心里是压抑的。 晶报：你的第一篇小说是怎样完成的？ 唐颖：在大一的小说创作课里，我的小说得了班级第一，这也让我有了写小说的信心。大二时，将一篇稿子通过朋友给了《上海文学》的编辑，因为“意识上有小资倾向”而被退稿，被热心的编辑请去给了一些指导，反而令我更加沮丧。当时最受关注最有影响的是伤痕文学，我感觉自己写不来这样的作品。但我对期刊《外国文艺》上刊登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却很有感觉，我当时在读书报告上也写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可外国文学课的老师没有接触过现代派小说，所以我也无法从老师那里得到指导。其中一位年轻助教帮我到教师阅览室寻找有关资料，居然在上世纪50年代的报纸看到有人写关于杜拉斯小说的短文。 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是模仿法国新小说派米歇尔·布托的小说《变》，这是一部以第二人称写作的十分心理化的小说，书中主人公游离在妻子与情人之间，并在巴黎和罗马的火车上来回奔波，描写了他和两个女人相处的大量细节，非常有感染力。这是我第一次写中篇小说，我完全无法判断，便拿给校友王晓明看，他提了些意见让我修改，之后便推荐给《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顺利发表了。这时已经是大学毕业的第四年了（1986年）。第一篇小说就能发表于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刊物上，让我深受鼓舞，也满足了我想发表东西的愿望，但仍然没有因此想当作家。接着，我又写了一篇校园主题的小说，给了南京《青春》丛刊。他们不仅发表了，还到上海开了研讨会。我心里又涌出新的故事，但写得很慢，基本每年只写一篇，我总是想，写完这篇就不写了，但会有新的故事出来，便又写。 晶报：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会给一个新人信心与发展机遇。 唐颖：对，之后我1988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不要作声》，1989年在《萌芽》发表《那片阳光还在》，并得了当年中篇小说奖。1990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海贝》，并被报纸选载。我非常感激周介人，他让编辑来邀我写稿，并总是发在头条，给过我两次年度中篇小说奖。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在周介人命名的“新市民小说”丛书中。 1990年单位分给我住房，生活相对安定，1992年儿子出生后，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我必须在家照顾儿子，但此时也让我进入了真正的写作状态，我是说，直到那时我才觉得自己这辈子是要把小说写下去了。写作就像掘井，你越写就越有东西可写，当时不是一个故事涌上来，而是许多个。 后来的十多年，我在上海待得少，大多数时间在美国。早些年我曾到上海电影厂当过编剧，2000年去了美国，2001年辞职到新加坡国家电视台华语电视剧部当了一年职业编剧，原本应该在那里待下去的，但我的丈夫是一名前卫艺术家，他待不住，要回国做剧场，于是我们又搬回国。那时我已是自由职业者，人生比较不那么安定，但写作给了我安定感，让我有了生活重心。1997年以后，我的大部分作品在《收获》杂志发表。《收获》的高标准，给了我文学上的标杆，我必须不断朝前走。 人性的盲区 只有文学能描述 晶报：开始写作以来，你就十分擅长描写都市女性的生活、情感、心理与命运，忠实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人生体验。是不是受到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观点的影响？ 唐颖：我自己是女性，所以更擅长女性视角吧。其实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强调女性作家的性别，至少在普通生活中，不那么关注性别。当你很真实地关注生活时，女性主义其实已经包含在里面。我不可能在小说里阐述女性主义理论，但我骨子里是个女性主义者。我小说中的女性都是独立的，她们的命运本身就携带了女性主义的元素。 晶报：《另一座城》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阿宝的性格前后有很大变化，在遇到婚姻的打击后，一开始表现得特别软弱，到结尾处才有一些女性的力量重新焕发出来。 唐颖：其实阿宝的这个软弱里面，是有一个感情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女性被爱情锁住了，因爱受伤，她就会很容易降低自我的需求。这需要让她完全破碎和绝望以后，才能坚强起来，才会重生。这一点也是我在小说中想要写出来的。我用了大量的笔墨去铺陈她对爱情的补救。我后来重看自己这篇小说时都流了眼泪，觉得女性那种被爱情摧残的感觉是这么痛苦，我当初写这篇小说时还没有后来重看时这么痛苦。 晶报：在你的作品中有很多爱而不得，或爱得纠结的情感故事，这种女性生命中普遍的伤痛，也常在小说中出现。 唐颖：女性的情感关系是我小说的核心主题。生活中，除了生离死别，女性一生中最大的伤痛，我觉得是两性情感的伤痛。女性一旦卷入两性情感关系中，人生的戏剧性就出来了，就会有冲突，有伤痛，会有一种失望，因为没有什么情感关系是光滑的。 我们谈到古典的爱情，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柳梦梅与杜丽娘，从中都能看到青年恋人之所以不能相爱，是因为受到了外部的阻力，情人之间并没有阻力。而我写的爱情则是现代人的爱情，也就是说，爱情的阻力是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的——相爱的人，会相互妒忌、怀疑，会给自己预设泡沫结局，因此是被相处中的各种因素所干扰，所以才会出现很多相爱时的冲突以及伤痛，当然也包含了两个人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冲突。 特吕弗在他著名的影片《祖和占》中表现了爱的理想化和黑暗面的冲突，爱的关系一旦形成，战争也开始了，是相爱双方的战争，是占有和反占有，掌控和反掌控，爱的忠诚和追求自由的不相容。这都是情人内部的冲突。我很想表达相爱中人性的不可理喻，以及情感中比较幽暗的部分。我写的都市情感关系，也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最最复杂的困境。除了生存，情感关系是最能探索人性的黑暗面的。我们的人性有许多盲区，这些盲区无法通过理论来探索，只有用文学才能真正描写人性中的黑暗之处。 莫言有他的高密乡 我有所谓的阿飞街 晶报：你在上海长大，对都市生活有一种天然的嗅觉与敏感，在书中能读出你对都市繁华的细节到位的捕捉。你甚至被评为“最具时尚元素的作家”，这种时尚的都市气氛是你刻意营造的吗？ 唐颖：曾经有一评论家提到，我在《双面夏娃》这篇小说里写到外滩三号等这些上海都市豪华场景时，没有任何炫耀。其实你可以看到，我写的小说，比如《丽人公寓》里写到五星级大酒店的一群女孩，免不了有繁华景象，但这部小说是有一点警示在里面的，虽然我没有刻意进行道德训诫，但故事表明，所谓的繁华背后，也伴有深渊。 《阿飞街女生》里写到淮海路，但我真正要写的是淮海路的背面，今日时尚只是表面，城市所经历的过往必须被记住。我用这些伤心故事来展示充满历史印痕的城市最真实的一面。我的小说因为描写了城市的生活和消费场景，被认为是写城市的物质性，然而，写城市不写城市的物质化，是没有说服力的。我恰恰要表述某些女性如何在城市的物质诱惑中挣扎并找回自己。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我书写了时代变革时的城市女性，她们的价值观遇到挑战，她们的情感关系饱受冲击，这个时代的变化，是指从计划经济的禁欲时代转向市场经济的物欲时代。 晶报：在物质社会中，如何体现文学的价值？ 唐颖：文学是悲伤的场所。所有的严肃文学都有一个悲剧性的内核在里面，展示人的无法解决的困境，探索人性的幽暗之处。评价好的文学的标准，不是说它的思想有多深刻，而是它展示的情感有多么纷乱和触动人心。你揭示的人性越深沉越复杂，文学就越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小说故事一定要有超越地点和时代的东西。我在福克纳小说中读到的是超越时代和地理的人之困境的共鸣。当然，我不能腾空地写一个抽象的城市。上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所以我的故事主要背景是在上海。人物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要让人物有说服力，必须要给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和前史。福克纳虚构了一个南方小镇，却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莫言有他的高密乡，苏童有他的香椿树街。我呢，有我所谓的阿飞街。 晶报：你在新加坡、美国都生活过。你小说里出现的纽约、新加坡等城市，既是故事发生地，同时也是一个参照，对它们的描写似乎更多的是为了回望上海，乃至回望生命和来路。小说中的“双城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足够的张力。今年初你重回了一趟童年时住过的弄堂，这是一次怎样的回访呢？是为下一部作品搜索素材吗？ 唐颖：有人说，所有的作家都在写他们18岁之前的生命体验。我们年少时的经历，是我们生命中的刻痕，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但我们不知道而已。我小时候住过淮海路边上的街区。那里是我年少岁月的场景，是我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出发。前些日子我再次回到童年的弄堂，唤寻旧日记忆，拍了些照片。其实我有很多年没有再回弄堂了，似乎我在与它保持着距离。也许肉身上的距离可以给写作一个想象的空间。评论家吴亮说过一句话：“小说就是一种幻象。”我觉得这种想象力的驰骋也是让小说家感到有无比乐趣和幸福的地方。当然，所有这些想象必须是接地气的，不能苍白无力。小说的框架、人物可以虚构，但细节必须从生活中来。对小说家来说，把一个故事写得像真的一样，是一种才情的考验。 至于异国经历，对我的写作和生活而言，是一种激活。许多以前没去想，没去注意的东西，到了异国就都浮现出来，就像给你另外一段人生，看世界的视野会被打开。在纽约，有时坐一趟地铁也会带给我很多感触。有一次我和儿子在纽约地铁聊天，儿子天真的话语将一位中国女子吸引到我们边上，她说看见我的儿子便非常想念她的儿子，因为她来美国旅行滞留不归，身份黑了，回国便不能再来美国，只能坚持在美国等着哪一天美国政府大赦发绿卡，她已经五年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了，说着她便流泪了，这故事太沉重，我也鼻酸眼湿很难受。那次地铁上与这位中国女人的邂逅，就是一种故事场景，也许有一天我会写进小说里。当然，纽约这样的城市传递的信息量太丰富，也会非常自然地融进小说的故事。纽约的多元和活力，和我们经历过的压抑的年代构成某种戏剧张力，这在《阿飞街女生》里面已经描述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