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徐芳 答：陈启文
    不是社会冷落了你，而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不是读者抛弃了你，而是你先抛弃了读者
    朝花周刊：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复苏时的社会环境相比，报告文学受重视的程度，在当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在新形势下促进报告文学的发展，您如何看？
    陈启文：当下报告文学的写作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以为甚至是“生死考验”。近年来一些批评家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合法性或叙事伦理提出质疑，有人追问“报告文学死了吗”，有人甚至提前宣判“报告文学已死”。我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时也被贴上了“非虚构”的标签，“报告文学”几乎成了一个“虚名”。从外在环境面临的变化看，报告文学的处境和整个文学生态是一样的，随着文学不断边缘化，近年来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也层出不穷。然而，我觉得宣告某一文体或文学整体死亡，不是杞人忧天，就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危言”。我也深信，文学与哲学、宗教一样，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支点和终极关怀，无论是虚构类文学还是非虚构类的报告文学，又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表现、怎样的媒介传播，文学都将陪伴人类走向终极，人类不死，灵魂不灭，文学永垂。
    从报告文学发展史看，它受重视和关注的程度，取决于揭示真相的程度，而它揭示真相的程度，与所处时代的容忍度是一致的。我觉得1978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报告文学这一由来已久，又长期与通讯特写、叙事散文混为一谈的文体，不但被确认为是一种与小说、散文、诗歌并驾齐驱的文体，甚至是一种更强势、更具穿透力和影响力的文体。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对避免报告文学的工具化、功利化写作都有高度自觉，从而尽可能排除来自外界的干扰，以独立的调查和立场去书写自己的真实体验、独特发现并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又能把报告文学叙事建立在文学的艺术表现上，让“报告”与“文学”达成时代性与文学性的和谐兼容；众多价值取向不同、风格各异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书写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异彩纷呈的时代。无论是“正面报告文学”，还是具有批判与思辨色彩的“问题报告文学”，都保持了一种芜杂而蓬勃的共生状态。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正能量，从来不止是由那些“正面报告文学”来提供。只有让各种力量都有足够的空间释放，才有足够的宽度和深度来承载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的文学生态，正是多元的、健康的、生机勃勃的。
    朝花周刊：当下报告文学发展的症结问题在哪里？
    陈启文：症结主要不在于呈现内容的开拓、传播方式的转变和创作模式的更新等方面，而恰恰在于没有“问题”。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生存问题，一些报告文学写作者做出了“识时务”的聪明选择，或逃避现实，或曲意逢迎。报告文学一旦没有了真相，没有了审视，没有了追问，没有了思辨，没有了批判，又怎能不被社会冷落和读者抛弃呢？其实不是社会冷落了你，而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不是读者抛弃了你，而是你先抛弃了读者，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只有追寻、揭示真相，报告文学才有直抵灵魂的真实力量
    朝花周刊：有人说“抓住题材就抓住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半”，还有人强调“报告文学三分在写七分在跑”，在您看来，“抓功”“跑功”“写功”，三者关系如何平衡？
    陈启文：无论发现和捕捉题材的“抓功”，还是调查采访的“跑功”，还有驾驭文本的“写功”，皆为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功，三功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很难说哪一功更重要。
    怎样平衡处理？就我个人创作实践看，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是个职业虚构者，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写作者。但在我从不惑走向知天命之际，有越来越多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从“谁在养活中国”的吃饭问题到水危机，当我眼睁睁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离我最近的一条大河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我实在难以袖手旁观。所谓“抓功”，绝非为题材而题材，主要还取决于你对某一社会问题、生存问题的关注程度，这是自觉的选择，甚至是下意识的选择。
    所谓“跑功”，说穿了就是追寻真相的过程。对于报告文学及所有非虚构类文体，真实性是其文体存立之根本。丁晓原先生认为，“基于非虚构的现实品格，是报告文学文体的核心价值，是报告文学之谓报告文学的文体支撑”。而真相或真实性是有层次的，一方面它必须保证客观事实的真实，一方面它还必须有作者真诚的精神参与，即主观的真实。
    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层层递进：第一，是必须追寻事实真相。这个追寻真相的过程随时都会遭遇各种困难和人为的干扰，因而不止要有“踏破铁鞋”的精神，还必须是独立调查。第二，是你对真相所揭示的深刻程度。报告文学不但要直面真相，还必须穿过事相的外壳去探寻更深层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表象背后的真相，探悉并揭示出其真实的本质，有时候甚至会发现真相背后的假相。第三，在于你敢不敢直面真相、揭示真相。我觉得这是考验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最高难度。当你试图了解某些真相的时候，会有危险性。有些人哪怕洞悉了真相也会失语，而失语对报告文学作家是一种失职，也会导致报告文学的严重失真。譬如说某些“非虚构”写作者，为了规避揭示真相的风险，在其“非虚构”作品中却虚构了绝对不容虚构的地点、人物，对时间采取模糊处理。这样的写作，直接违背了“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只有不顾一切、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才能让你像追寻真理一样追寻真相、揭示真相，报告文学才有直抵灵魂的真实力量。
    朝花周刊：怎样的选题，是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报告文学好选题？
    陈启文：选题并非决定性因素。如果说“虚构”更能体现纯文学作家的审美追求，报告文学则更突出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征。诚如李炳银先生所说，“它是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人文情怀的表达，通过这种表达，它能使你的思考变得更有价值更有力度”，就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中国古典士人的优秀传统看，还必须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等忧国忧民的人文精神。诚然，在揭示真相上更需要鲁迅先生那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勇士精神，如此才能在报告文学中体现出人文精神在当代文学中所达到的境界。这也是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体现吧。
    判断一个作品是报告文学还是伪报告文学，就看作品是否具有当下意义和现实品格
    朝花周刊：有人说现在要为报告文学的尊严而战，您怎么看？视之为挑战，或者当作“警示”？
    陈启文：在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报纸副刊作品中的报告文学可以跨界参评，也许就在于它具有新闻性。而在历经多年发展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狭义的新闻性，逐渐演绎为广义的时代性，也可谓是当下意义或现实品格。判断一个作品是报告文学还是伪报告文学，就看作品是否具有当下意义和现实品格。当下报告文学的又一突出问题，就是以时代性为表征的现实品格的根本缺失，从而造成文体边界模糊不清。很多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甚至人物评传性的随笔，也被贴上了“报告文学”的标签——历史报告文学。这与报告文学形成了理论上的悖论。对这种“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的倾向”所造成的文体边界不清的状况，丁晓原先生指出，“本来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边界是比较清楚的，但历史报告文学的风行甚至泛化，使得对其边界的定义难以自圆其说。”历史题材作品如作为报告文学不是不可以，但应该通过当下的现实去打通。从我个人的写作实践看，像《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这一类时间跨度很大的报告文学，你不可能只写一年的粮食、一年的水危机，必须向历史纵深开掘。这样的报告文学，虽然穿插了历史叙事，但必须以当下现实为出发点和最终的归依，不止是对过往历史的呈现，而是在当下现实中对历史的发现和重新发现。它有鲜明的时代性或当下性，从历史回到当下，几乎没有了时间的距离感。
    报告文学能否在当今的文化传播领域里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看它是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从当下看，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时代的报告”，它的真实性是小说等虚构类写作无可替代的，是最具时代性的一种文学类文体。它的文学性又是新闻无可替代的。尽管报告文学不具备在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的价值，却有新闻报道所缺少的深邃与厚重。实际上，报告文学就是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跨文体，取两者之长，补两者之短，承担了新闻和别的文学体裁都无法承载的使命，这是报告文学无可替代的文体意义，也是报告文学诞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合法性。
    当下报告文学面临挑战也好，警示也罢，我觉得首先是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自我挑战，而要为报告文学的尊严而战，报告文学写作者先要有自尊，还要有对这一文体的尊重。当下报告文学最突出的问题，还不是为许多评论家所诟病的文学性缺失问题，而是报告文学恪守真实的立场发生了致命的倾斜，当权势和资本一次次绑架报告文学，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很容易出卖自己的灵魂，以至于堕落为某些利益集团或权贵利用的工具，很多“报告文学”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充满了铜臭味和奴颜媚骨的“死孩子”。正是这样的伪报告文学大面积地侵害了报告文学生态，严重毁掉了报告文学的名声。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恪守立场和信念，才能保证调查和写作尽量客观公正。这其实也是我对自己的拷问。
    扪心自问，这些年来我一直恪守着几条基本底线：第一，我的写作与任何写作对象都不能发生直接对应的利益关系；第二，在采访过程中必须保证独立调查；第三，在写作过程中我坚拒一切来自外部的干扰，不对任何单位或个人负责，但我必须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承担责任。
    非但是我，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只要坚守住了这三条基本底线，就可以保证自我的尊严，同时也可以维护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尊严。
    【嘉宾介绍】 陈启文，现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 《河床》《梦城》，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20余部。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