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城市有关的题材，总是能格外引起共鸣。尤其是当你和作者同处于一座城市场域之时。日前，作为“北京阅读季”内容之一，作家宁肯的两本新书在北京宣武艺园做了一场活动。身为对谈主持的编辑与之有了一次对谈。虽然所谈甚丰，但毕竟时间有限，许多话题不及展开，更有一些话题，恰由这场谈话引发。于是，和作家宁肯商定，以我们各自的文章彼此呼应，再谈谈他的书，谈谈北京，也谈谈一座城市所能给予我们的记忆与联想。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采访与对话。（编者）
    记忆考古与星际旅行
    孙小宁
    
    多年以小说家身份示人的宁肯，今年突然有两本非虚构作品问世。而且都和北京有关，今年，像是宁肯的北京年。
    与个人成长记忆有关的那本，被他以《城与年》命名，这正好也是他微信、微博的名字，长久跟随于他，已经成为他写作的LOGO。但放到这本书，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空间、时间都有，城、年两个字眼，还可以从“与”的两边，各自拓展出无限的空间。我对此书不陌生，是因为在成书之前，宁肯曾陆续发给我看，有的篇章，还在《北京晚报》的“人文”版上发过。版面有限，自然是节选，但如此过一遍，也就非常知道它和一般意义上的谈北京不同。也和我通常刊于版上的城市印记不同。
    卡尔维诺笔下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依着马可波罗向忽必烈的讲述展开，讲到其中的多罗泰亚，有一句：这只是那个早上让我走进多罗泰亚的许多道路中的一条。言下之意，如果从另一个路径进入，呈现的体姿风貌会是另一个样子。而具体到北京城，记忆的书写也同样有诸多路径。而宁肯带着哲学思辨意味的小说家气质，赋予这座已经被文坛前辈写过无数次的城市，一些富于个人印记的精神脉络，但它同样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重要组成部分。宁肯的笔触，同样没有忽略琉璃厂、周家大院、荣宝斋、前青厂胡同、宣武艺园、北图、新华书店、中国美术馆这些符号式的北京地标，只不过，它全然没有要考证那些固有存在之来龙去脉的负累，记忆的长钩直驱而入，便探到了它的心儿里。而这小小的一隅，似乎永远停留着两只小鸟。奄奄一息的小鸟，完成了与四岁宁肯的对视，这也是一个孩子有记忆以来，与世界的第一次对视。并同时被赋予“我的”“别人的”这些概念。都是送给他鸟的成人的界定，却不知，对一个从未经历过生死的孩子来说，他是多么想把那只可能“活着”的小鸟归成“我的”，为此，他必须徒劳地在两只鸟之间不断替换，也同时替换着“我的”与“他的”这些概念。每当我合上书回想书中细节之时，这个情景总是第一个被我想起，在我仿佛完成一种体认：欢乐就是没有悲伤久长，当你开始做人生的回溯之时，大概永远是这样的场景被你留住，凝视鸟就像凝视世间，一切未知之事物。它背后的潜台词是：孤独、分别心、不可掌控与无助。
    宁肯的所有作品——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有一个孤独而纯净的自我。有着个人的意志，敏感而警醒，一点点试探着世界的壁垒。语词同时也像另一个自我，碰壁时会反弹，呈现些许的怀疑与自我否定，但又不是就此妥协，稀里马虎。锐敏的感知继续前行，伴随着这微细的挫折感，走到某一处时，又升华为一种审视。哲学意味的审视，角度是一种现实之上的俯视，但高度早已确立，正好是少年爬到屋顶树枝间往下看的距离。宁肯的现实感，如果你能同他一起经历一些事情，会感觉他的感觉系统总有些超幻，但以它做具有精神向度的回忆，又非常有质感。也许正是这一点，更能唤起我这本不拥有相同记忆的读者的感知与想象。城在此，有了更广阔的延伸，既是宁肯的城，其他北京人的城，也是我的城、历史之城，以及想象之城。如果我们愿意，甚至可以由它想到卡尔维诺笔下那诸多看不见的城——因叙述而存在，或者说，因为被言说，它开始流逝。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老提到卡尔维诺，因为我同时也在读卡尔维诺笔下的城市。应该说，是宁肯的《北京：城与年》，唤起我阅读那本书的热情。最后发现，被触动的东西如此的相似，都包涵一种表象以外的坚实的核。
    宁肯对那些和心灵成长有关、能唤醒人审美复苏，以及人性尊严的东西格外敏感，而这些也都通过他的记忆考古，附着在一些具体地标之上被打捞了出来。记忆考古，我如此的喜欢他对自己记忆的这种界定。而这种记忆考古，到底和文物考古有什么不同，难度又在何处？我相信，它的难度在于，不仅是把记忆深处的物件事情翻腾出来，它还必须对某些精神节点，有自己的鉴定与命名。由此，我也考证出，1973年与1977年前后，是他精神编年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在头一个年份中，我看到了宣武艺园的撂跤大师，如何在禁锢的年代，显示出民间的活力，呈现着只有练就一身绝活的底层人才有的精神气度。而我同时也仿佛看到，一个少年面对那突然调整了格局的荣宝斋，如何敛声静气，生出对雅致的传统文化的敬畏。
    而美术馆石破天惊的星星美展，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新华书店、北京图书馆里如饥似渴的阅读，又是第二个年份的重要精神化石，构建着宁肯生命的内在之城。而世间之物但凡被他收纳进那内在的疆域，他便成为绝对的主宰，可以调取它们的色调、氛围，还原人与人眼神交接之时的那道闪电。宁肯作为小说家所显示出的亦真亦幻的细节驾驭能力，特别能让人沉湎于他所营造的时空，看到时代进程中那些微妙的转变，以及永恒的变与不变。
    无疑，宁肯记忆的南城是老城，老城天生就是用来怀旧的，尽管它也增长着自己的新，但再怎么新，都比不上中关村的新。所以将《城与年》与他的另一本新书《中关村笔记》并置，特别能感到宁肯笔之穿越。但若真正摊开这本书阅读，这穿越又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他选择了冯康作为中关村的入口。写冯康的开篇，如时光般的旧，甚至时间节点早于《城与年》中的记忆前端：那是1960年的北京，当年的中关村还是一片农田。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兵，从远方的基地来中关村报到。他们纪律谨严，意气风发，但所有这些优秀，只是来烘托一个叫冯康的学者——他们必须服从于他。冯康是谁，成为《中关村笔记》中最大的悬念。其他人，无论他们从事哪个领域，无论是王选、柳传志，陌生一点的吴甘沙，都可以一言以蔽之：时代的潮头人物。你若表示不知道，只能显示你的OUT。但是，不知道冯康，却好像不算什么。但宁肯给了他一个很重的砝码，重量如同那一章的标题——《沉默的基石》。基石构建于地下，却和地上物构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上面越辉煌，越能反证基石的稳固。仅这一定调，就已将人的目光凝注在这块基石之上。
    当然，之后的人物篇章，我还是想到了另一个词：星空。吴甘沙在香格里拉仰望星空，以做出要不要离开英特尔，投身于无人驾驶领域的创造；鲍捷描述黑科技之时，眼睛里闪烁着无垠的星空……高科技领域的硬知识，真得宁肯掰开了揉碎了再消化给我们听，但再怎么讲，放下书让我说出每个人的核心才能，我还是力不能及。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星空。他们在仰望星空，同时，他们也在自己领域做星际旅行。人，只要能领略一种精神高度就可以了。而宁肯的《中关村笔记》，就像一列从冯康站出发的高速列车，一路向上地前行，最后驶到了高原。沿途让我们看到王选、看到柳传志、吴甘沙……也因此看到中关村一路走过的历程。
    车驶到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菂这一站，我能感到宁肯笔下开始松泛。松而有趣，这时又有了写南城人才有的游刃有余。写冯康、柳传志这些人，不可能是这股子松泛劲儿，但写苏菂却可以。因为苏菂是老北京，在他所创办的车库咖啡，他天天迎来送往着形形色色的客。我看这一章时直乐，宁肯也说，这一章他写得最尽兴。因此很想围绕着车库咖啡，写一个现代茶馆的故事。他说你看，苏菂难道不像中关村的王掌柜？
    写到这个人物，宁肯的中关村，突然就有了与《北京：城与年》中的北京的一次呼应，但我更觉得像一种接力。如同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汉字输出的王缉志，对父亲王力汉字研究的接力。一座城市，无论是新还是旧，老还是年轻，其实都会互相激发的。城市本身自有着它无形的互相作用力。
    这一点，我在宁肯写王缉志那一章特别能感受到。宁肯曾经问王缉志，在汉字创发这件事上，他和父亲是不是有命运的连接点？诚实的王缉志说，他没有从这个方向上想过。但不想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对于一座城而言，这样秘密的精神链条也许处处存在，只不过需要人将它发现并命名，宁肯以他的方式完成了这个工作。他看起来穿越了新旧北京，但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是把它们连成了整体。
    回溯：从大海到河流
    ■宁肯
    
    旧居前青厂周家大院。宁肯摄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古希腊人这样说，但在另一个维度我们也可以说，人可以一次同时踏进两条河，读孙小宁写的《记忆考古与星际旅行》，让我有后者的感觉。她的文章是一条河，我之《北京：城与年》是另一条河，我仿佛同时在两条河游泳。在不同的时空里却有着超视距的全息的感觉。孙小宁说：“宁肯的现实感，如果你能同他一起经历一些事情，会感觉他的感觉系统总有些超幻，但以它来做具精神向度的回忆，又非常有质感。也许正是这一点，更能唤起我这本不拥有相同记忆的读者的感知与想象。”的确，这是我的方式，但却是在孙小宁的文章里才清楚这种方式。本来这本书已经放下了，现在它又回到我身体里，带着另一条河，川流不息。
    生命始于记忆
    即使再次回忆，也仍有一些时间点有如河上的石头不可逾越，只能跳着它们回溯。其间的一块石头是2010年，这年我51岁，开始回首往事。那时刚刚有微博，我用微博的简短放松的方式，回溯生命的早期。我写道：生命并非始于诞生而是始于记忆，没有记忆的生命只能称作前生命，和在子宫里的无明差不多。那么我最早记忆开始于何时？早期记忆与前生命之间很难有一条截然分开的线，自然有个模糊的区间。这个区间有记忆，但沉积得很深很深，像人类的史前，想获得它们也要像考古一样慢慢发掘。而我觉得发掘的工具没有140字的微博更好的了，它就像小铲子、小刷子，非常便捷，毫无压力，在放松得近乎某种催眠的状态下，我一点点铲，一点点刷，真的就像在考古现场，几乎没有时间概念。就这样，最早的记忆慢慢展现出来，是对鸟。正像孙小宁所说：“四岁的宁肯与鸟对视，这也是一个孩子有记忆以来，第一次与世界的对视。”是的，我发掘出了我生命最早期的两只鸟，我把这两只鸟视作我记忆的起点。如果不考古发掘这两只鸟便不存在，或只存在于极深的岩石中，你根本无法一般地看到。
    虽然是在微博上，但这可能是一种最严肃的写作行为，甚至比我以前任何的写作都庄严。这次是直面自己、生命、生命的起点。很多作家的写作起于成长：童年，青少年的经历。我不是这样。2010年，我的写作已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的写作我一直在远离早年：童年，青少年，我的写作几乎与早年无关。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回忆？又为什么选择在了这一年？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2010年我写出了我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天·藏》，很多人认为是我的巅峰之作，孙小宁看了说，你都写出了《天·藏》你还能写出什么，言外之我不可再超越这部作品了。很多人也是这看法，包括我自己。我曾在西藏旅居，登过几座高山，知道登上最高峰的感觉：那便是失去方向，没有山再登了。此外回头望望，我已走得太远，出来的时间太长了。我有一种突然想要回乡的感觉。换句话说，我觉得《天·藏》离我小时已太远，不仅年龄，写作也是这样，我还一直没有写自己！我累了，也“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遏止不住地开始回忆，想起小时我哥哥从山西插队回来唱的“黄歌”——“春季，流浪的人归来，黄花满地开……”想起“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有时不由自主泪流满面。为什么我离家这么远？为什么流浪这么久？为什么三十多年我的写作我一直在远离早年，童年，青年？
    直接的原因那是一个贫乏的年代，非正常的年代，人的概念缺席的年代，物质与精神双重一贫如洗几乎刀耕火种的时代。而自从改革开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或者说知道了正常人的生活后，再不愿回忆那个年代。逃离，尽快远离，逃得越远越好，所以我的写作背景基本上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新世纪，我觉得只有这时候才具备了人的正常的一切，才能进行文学书写。我固执地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善也好，恶也好，理性也好，荒诞也好，迷惘也好，魔幻也好，都是人的范畴。人没有缺席，人始终是社会的中心——我觉得只有人是社会中心，文学书写才成为可能。很早以前直到2010年我都是这么固执又幼稚认为的，我一直就这样被“障”住。
    但是写完《天·藏》“障”慢慢化了。当然，也有别的原因，比如年龄的原因，还有必然还要提到的是北京的胡同在新世纪快速消失，北京崭新到了超幻的程度，摩天大厦峰起，小区连成整体，环路一环扣一环，以致走在北京绝大多数地方我都觉得自己比北京老，北京哪是古城，而是年轻丽人，而她们的前身就是胡同。有的胡同名字还在，但“名是物非”，比如像我住过的前青厂，名字还有却塔楼林立，有的则连名字都消失了，很多新建小区像外国，就连名字都是国外的名字。
    一个人比他所从小居住在的城市老——是什么感觉？是非常奇怪的感觉，是你总像离地三尺走的感觉，你踏住的不是土地道路而是你自己的过去。我凝视着高楼大厦就像凝视着离地三尺的自己，而一个总是离地三尺的自己还是自己吗？
    相对于无，乌有，我开始怀念那个“史前”般的贫乏的年代，我突然感到和过去的某种和解，开始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过去。过去——无论如何是一种存在，有街道，有胡同，有院子。如果说老北京是爷爷，新北京是子孙，那么我是谁？我感到一种责任。
    微博上的记忆考古
    我沉下心来，一条条地写，发掘，直到2011年8月，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发掘出了近千个早期记忆碎片。真的是碎片——有待加工，复原。微博的记忆考古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有人跟你互动，帮你补充。
    举个例子：
    2011-7-2 11：23
    1969年小学生被训练卧倒，对空射击，防原子弹，全市挖防空洞，到乡下拉黄土，脱坯，每家每户有定额要交多少多少砖坯，街道、院子到处码的都是黄的晒干和没晒干的砖坯。每家每户玻璃要贴米字纸条，防炸弹震碎，就像延安窑洞一样。二十年国庆在即，中学生穿上义和团红灯罩的灯笼裤练队，吼叫，唱红歌。
    周新京：我给你添点儿，那年整个长安街从东往西，全是跳着舞行进的人，都是各单位宣传队的，动作一致，事先练好的。歌词的前两句是：长江滚滚向东流，葵花朵朵向太阳。
    诗人蓝蓝：我们小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记得还有试验田，要去种玉米，学校还养着羊和兔子。
    大马哈鱼生于河流，长于大海，成熟后会从大海奋力溯游，回到早年的江河，孕育新的生命。它们成群结队渡过鄂霍次克海，绕过库页岛，溯黑龙江而上，日夜兼程，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每昼夜前行30至35公里。我像不像大马哈鱼呢？我在大海待得太久了，离河流也太远了，我愿把这一回到早年的写作行为称作大马哈鱼“从大海到河流”。我是迟到的大马哈鱼，但仍是大马哈鱼。我回游着，在早年成长的河流写下上述文字，奇妙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有人和你伴游，他们是大马哈或不是，都无关紧要。
    而且，也一如考古发掘分两步，发掘与整理。我也一样，那些记忆的碎片带着泥土暂时放在了微博里，由IT封存。2012年，我开始了第五部与早期生活无关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的写作，又回到大海。两年后再次从大海溯游而上，长途跋涉，找到以前的尘封的微博碎片，开始慢慢修复，整理，拼接，复原，感觉不仅是在修复史前的自己，也在修复一个史前时代。
    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
    孙小宁的文章说：“宁肯对那些和心灵成长有关、能唤醒人审美复苏以及人性尊严的东西格外敏感，一些东西只要被他收纳进那内在的疆域，他便成为绝对的主宰，可以调取它们的色调、氛围，还原人与人眼神交接之时的那道闪电。让人特别能沉湎于他所营造的时空，看到时代进程中那些微妙的转变。永恒的变与不变。”“审美复苏”这个词非常关键，对我而言就像伦勃朗昏暗的画面上出现了一道光，一下使普通的事物有了神性。正是在这次回溯或修复中，我认识到过去的执念与“障住”，是怎样幼稚，惊奇于这么多年怎么会一叶障目？事实上没有贫乏的年代只有贫乏的个人，“贫乏”可以审美，“人的概念的缺席”可以审美，“疯狂”、“荒诞”、“非常态”皆可审美。审美审什么？审视在巨大符号化下的生命，看起来生命在同样的时代有着整体的相似性，实际生命深处仍有差异。
    文学就是要在整体趋同的情况下寻找个体的差异，这是文学价值所在。我们经常说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但是要找到不相同并不容易，因为实际很多人写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陷入相同，看起来特别符号化。我觉得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记忆考古、发掘、复原，探到了生命的最深处，由此在那个高度符号化年代勘探出了生命的差异，当真呈现“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而且正因为在巨大的相似中找到了差异，反而更好地呈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性。我不满足于仅仅是用那些符号讲一些故事，就像讲探照灯、挖防空洞、游行、填表、插队、忆苦思甜，诸如此类这些符号，我希望在这些公共符号下写出不同的东西，写出每一片看起来相同叶子的差异。差异是绝对存在的，看你怎样发掘，考古，深入至生命最深处，甚至无意识领域。越到下面差异越明显，时代也就越深刻。
    向前,向后，北京的两个时间
    大学，中科院所，IT，高科技企业，风投，黑科技，AR，AI，共享，这就是中关村，一个迥异于北京的中关村。有时我都怀疑这是北京吗？这难道不是世界？中关村的世界化——世界三大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已远远不是北京所能涵盖的，但又深刻地体现着北京。中关村呈现出一种悖论，越不像北京越体现着北京。不能设想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和其他城市有多少区别？某种意义中关村是北京的翅膀，带着北京这个庞大厚重的城市轻盈地飞起来。如果以现实为零公里，北京有两种飞速的时间，一个向后，一个向前，一个是记忆，一个是前瞻，向着星际。
    两者相互映衬，必然也使我做着两种工作：一个是记忆考古——回望是人类的基本冲动之一，一如前瞻是另一基本冲动；一个是穿越中关村，在另一个维度体验同样高速的北京，于是有了《中关村笔记》。两者构成了超幻，只有记忆不是北京，只有中关村也不是北京，北京必是两者的结合。
    孙小宁说“宁肯看起来穿越了新旧北京，但也许从另一个角度，他把它们连成了整体……卡尔维诺笔下那诸多看不见的城——因叙述而存在。”希望如此，这是我的天职。
    宣武艺园忆撂跤
    ■宁肯VS孙小宁
    
    宁肯（以下简称宁）：我是南城人。刚才一到这儿来，真的感觉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地方。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原来叫宣武公园，在北京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休闲地——那个年代没有“休闲”这个词，咱们老北京话叫遛弯儿。我住的地方不知大家清楚不清楚：琉璃厂，西琉璃厂。我是住在琉璃厂往西延伸的一条胡同。这地方叫前青厂，可能老先生会知道。从前青厂胡同出来以后，就是宣武门大街，离这儿非常近了，我们当年从宣武门过来的时候，走另外一条街道，不走宣武门大街，往长椿街，那儿还有一条胡同，我忘了，直接串到槐柏树。我小时候经常来这儿。
    孙小宁（以下简称孙）：我还以为你会说谈恋爱在这儿呢。
    宁：恋爱就太早了，是1973年左右。那时我大概也就十四五岁。那时虽然是“文革”期间，但到了林彪事件之后其实就有点开放了，特别是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我们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在民间又开始恢复，比如说像摔跤。在我小时候，我们胡同那儿有一块空地儿，我一个表哥带着大家在那儿练摔跤，而且后来还穿上了那个褡裢，一开始是叫抹泥鳅，就是光膀子摔。后来我表哥访到了一个高人，开始学艺，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学艺，结果他学艺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正式穿上褡裢，正经地开始摔跤。慢慢知道我的表哥拜的师傅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人。
    孙：你文中写到的王殿青？
    宁：对，他的师傅叫李三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天桥一代都非常的有名。他是有传承的，我的表哥就拜他为师了，然后我们摔到一定程度之后，表哥就带着我们这帮小喽啰，来到了这里。要说的是，宣武公园其实是最早恢复的摔跤场，大概1971年以后就恢复了，当时大家是骑着自行车一大帮子来的。这个我在书里都写到了。
    孙：这篇文章因为写的是老北京的记忆，我又是《北京晚报》人文版的编辑，所以我选过这一篇，当时题目叫《70年代北京的撂跤》。为什么选这个呢，一方面老北京的事情，读者一说起来都知道。另外我觉得小说家非常了不起，他可以把这个看来众所熟知的东西写出陌生感，包括他自己参与摔跤时的心理，和王殿青师傅搭上手时的触感，让我能感到一种大师的气象。就是他让我觉得，其实民间是有高人的，而且这种高人不是通过读书，或者是学堂教育，而是通过身体的修为，达到了一种跟知识人同样在高点上的对接。这篇文章还有许多延伸出的东西，值得大家想一想。包括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之类。总之，在这里你是把它们打通了。
    宁：像民间，哪怕是蹬三轮的，一个人哪怕他再普通，干的是蹬三轮这样的活儿，或者做装卸工，但是他身上如果有绝活，这个人就非常了不起。你就看他的眼神，哪怕就是在太阳底下蹬三轮，他的眼神也不一样，这和文化一下就通了，咱老北京讲叫精气神，这是和所有的文化都相通的。
    我记得他第一次教我摔跤的时候，我跟他一搭上架子，就觉得他身上全是硬的，跟铁一样。那会儿天热就穿着大裤衩子，那张脸的颜色和身上的颜色完全是一样的，全是倍黑倍黑的，他平常蹬三轮的时候也不穿上衣，手臂往上一搭，就感觉有一股电流传过来。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力量，一种非常深刻的东西。他教你一招一式，他就像一条金箍棒，而你就像一条鱼一样，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影响非常大。
    孙：过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读你的文字，有时候也能读到这种东西。
    宁：这肯定是相通的，你写作的时候，肯定会感到有无形的力量在罩着你，虽然无法明确说出来，但是字里行间会追逐它，呼应它。（本文节自宣武艺园活动现场对话）
    黑白摄影选自《北京：城与年》 陈惜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