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对话人：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李云雷（《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张江：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关注现实，在与现实的互动中寻求动力和生机。任何时代的现实都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并且永远处于跃动之中，其跃动的频率和幅度永远超越文学的追赶速度。这给创作者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即如何敏锐、准确地把握现实并传达时代气韵。
    在把握现实中书写时代精神
    阎晶明：从总体性上讲，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是作家对时代精神的呼应、对时代潮流的回应、对现实生活的关切。现实主义既是方法也是精神，无论作家进行的是什么题材的创作，到最后都离不开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评价。
    现实生活永远是丰富、驳杂和深广的，时代又总会以特定的旋律形成某一主潮，作家创作总是在处理着丰富广博的现实生活与时代潮流之间的关系。比如五四新文学虽有不同的社团和流派，但我们又可以总结出那个时代的文学的主潮；他们看似不同且时有纷争，但后人能够感受到他们共同的关切，这就是，他们都身处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变的黎明时分，都对未来有着热切的期盼、有着共同的责任和热情，鲁迅的“救救孩子”、郁达夫的“祖国呵……你快强大起来吧”、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在根本处具有同一性。文学发展的主潮是无法阻止的，体现时代精神、代表时代主流的作家作品最终成为代表一时代文学高峰的经典。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气象万千。人们既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又追踪着网络连结起的虚拟世界，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也会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多样和复杂；创作的题材无比丰富，无论哪一种题材都能找到一定范围的读者。这就更需要我们对现实生活做符合时代主旋律的理解，对时代脉搏有更加敏感和准确的把握。作家创作最终还必须要体现出对生活的概括能力、对时代潮流走向的判断与态度。也就是说，表现生活需要“典型性”，评价时代需要“倾向性”。
    生活的多样性体现在它的多色调中，如何倾听、理解时代旋律的多声部，掌握并传递其中的主旋律，是对作家社会担当的考验，也是对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考验。在表现现实多样性和人性复杂性的同时，作家如何给出自己的答案，同样也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界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主旋律不应该成为一种特别的题材，主旋律应当蕴含在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中，保持文学形象的饱满和可信，防止空洞与说教，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应看到社会向善向美的发展趋势，传递出美好的理想和信念。
    张江：文学创作当然需要高超的技巧、新鲜的手法、灵动的语言，但是，当前中国作家最迫切的，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深入解读。创作者以既有的陈旧经验冲抵日新月异的当代生活，以单一的自我经验剪裁纷繁复杂的整体生活，以无根的虚构经验取代深沉坚硬的真实生活，凡此种种，都难以准确把握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难以创作出优秀作品。
    读懂社会这本“大书”是创作基本功
    李炳银：对于任何人来说，社会生活都是一部需要认真面对和阅读的大书。习近平总书记打过这样一个比方，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上好社会这所大学校，读好社会这本大书，创作出既有生活底蕴，又有艺术高度的优秀作品。对于希望以自己的作品影响他人的作家，社会生活这部大书，更是需要用心去认真阅读、深入理解。这是深刻认识文艺及其创作规律的见解，对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帮助。
    如今，时常听到有些作家讲，我每天都在生活中，还需要什么深入生活。这其实是对深入生活的误解。自然人作为社会之一员，当然就在社会中，但是没有与社会生活接触的个人生活一定是局限和单调的。作家深入生活，就是要解决这一局限和单调的问题。因此，行走于广泛的社会生活，是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仅仅是“身在”社会生活之中，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农民，光是拥有土地并不一定就能够丰收，还需要读懂自己脚下的土地，了解它的土质、墒情、季节环境等等，如此，才可以根据不同的土地情况用心耕耘，迎来丰收。作家也是这样，只是拥有写作的愿望和热情，对自己所要描述表现的社会生活缺少深入感受和理解，很难创作出优秀作品。任何伟大、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认识和感受理解的结晶，需要作家具有深刻、准确、独到和艺术的解释力。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故事的呈现或传奇的演绎，更不只是作家自己主观情绪和爱好的释放或满足，而是一种积极参与社会文明建设的文化努力，是作家依赖自己的独特发现和智慧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神圣劳动。如今，中国社会在近几十年间的改变和迈进，是国人和世界都看到并认可的。对于这样富于变化的现实社会生活，所谓“熟悉生活”只能是相对的，阅读和读懂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是一个作家基本的功课和长期的任务。
    张江：文学，是时代的构成要素之一。文学家既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精神的建构者、引领者。用文学的温润和丰盈，艺术化地记录和呈现自身所处时代，无论是波涛汹涌、壮怀激烈，还是细腻入微、丝缕毕现，它都在事实上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镜像，并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推动时代之发展进步。这既是作家的责任，也是作家引以为豪的神圣使命。
    反映自己的时代是作家的神圣使命
    邱华栋：文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来源就是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家要有创造性书写生活的勇气和表现时代的责任担当。歌德曾说：“要牢牢抓住不断前进的生活不放，一有机会就要检查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我们现在是有生命力的；也只有这样，在日后的考察中，才能表明我们曾经是有生命力的。只有了解了生活，认识了生活，才能塑造出各种力量运动的碰撞，紧紧依靠生活和现实是文学的基础，超越生活，就是文学作品成为作品的根本条件。”
    作家既是时代和生活的参与者，又是主导者。作为参与者，是因为作家无法摆脱生活对他的影响和制约；作为主导者，是因为作家追求的是艺术真实，必然创造出一种生活之外的独特的文艺作品。文学作品不能是对生活的简单模仿、自然摹本，而是从生活中摄取了“意义重大，有典型意义的、引人入胜的东西，甚至给它注入更高的价值。”因此，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存在，作家通过这个整体与世界对话，而这个整体在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它是艺术家自己的精神产物。作家与时代生活可以从观察、体验、想象三个向度来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同时是作家应该具备的三种才能，一般只要擅长其中一种，就能够书写大时代的生活万花筒。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作家必须要放眼全球，因为中国人每天都在世界各个地方创造着新的故事。这一全新的景象是过去没有的，书写中国人新的传奇是这个时代作家神圣的使命和责任，关键看作家自身有没有这个文化自觉和宽阔的视野。
    张江：我们生逢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一点任何人都难以否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变革是历史性的，是千年未有之巨变。但是，作为这一历史巨变的在场者、亲历者，我们或者因为身在其中而习焉不察，或者更多的是被历史巨变带来的新奇牵制了目光，从而对这场时代巨变的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直面大变革，创作新史诗，需要作家艺术家拥有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视野。
    直面大变革 创作新史诗
    李云雷：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所谓“中华民族新史诗”，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史诗”，这里的史诗不是指特定体裁，而是指包容了巨大历史内容同时具有诗性的作品；二是“民族史诗”，是指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美学的史诗性作品；三是“中华民族史诗”，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情感、记忆的民族史诗，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从《史记》到《红楼梦》，再到鲁迅的小说，都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四是“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指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新的历史及其在文学中的呈现，可以从整体上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看到中国、看到我们自己。
    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需要具备新的历史眼光、社会意识和世界视野。新的历史眼光，是指将生活重新“相对化”的反思眼光与能力。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从来如此，也并不是必然如此。没有历史感，就没有现实感。我们只有在对历史脉络的细致把握中，才能够更深刻地感知和把握到“现实”。以通讯方式为例，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跨过了电话、呼机、手机时代，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类似这样的变化随处可见，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时空观念。这样全新的中国故事，只有具备历史的眼光，才能深刻认识其价值。
    新的社会意识，是指创作者要突破“自我”的藩篱，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只是社会某个阶层的一员，个人的生存经验或许并不能够代表其他阶层、群体或个人，而是有其局限性的。这就需要我们的作家走出“自我”，关注他人、关注时代、关注世界，尤其要关注普通百姓。普通百姓构成了中国人的主体，他们的故事是更广泛、更典型、更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只有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普通百姓也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创作者只有参与到他们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才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刻画出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才能创作出为人们接受并喜爱的优秀作品。
    新的世界视野，是指我们需要重建面对世界的心态，以及重构新的世界图景。近些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多以“落后者”或“追赶者”的心态面对西方国家与西方文化，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今天的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西方文化，而且还需要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知识系统，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中重构思维结构。
    张江：当代作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文学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积累的主要书写经验，比如乡土叙事、苦难叙事、革命叙事，都由于现实的变革而面临挑战。当代中国作家必须重新建立与当下生活匹配、与当代中国故事对应的体验系统、书写模式。唯此，才有可能创作出与时代相呼应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