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演变而来的一种中国传统说唱文学形式。作者大都是出家的僧尼，内容有佛经故事、劝世文、神道故事和民间故事，以佛经故事最多。宝卷最初采用说唱结合的通俗文学体裁宣传宗教教义法规，在唐代的俗讲、变文中已出现，后又有宋代说经、诸宫调、鼓子词的影响，至明代始有宝卷之名。
    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促使中国学者对于宝卷开始有所关注，郑振铎、顾颉刚、罗振玉、向达等老一辈学者都曾撰文论述宝卷的源流与变迁。20世纪以来，宝卷版本目录研究的几本标志性著作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局限。1928年郑振铎《佛曲叙录》收录宝卷37种。1934年向达《文学》2卷6号为70余种宝卷编目。历时12年，1946年恽楚材的《宝卷叙录》为100多种宝卷编目。到1951年，傅惜华的《宝卷总录》共收录宝卷349种，1957年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收书200多种，1961年李世瑜《宝卷综录》收录宝卷577种。经过40年，车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搜求，走遍了大江南北，2000年出版《中国宝卷总目》，收录宝卷共计1585种。这是中国宝卷目录研究也是宝卷生态研究的一个重要脉络。
    然而，上述学者所列之宝卷都是根据自己平日收藏，或者友人分享所藏而编目著录，又或是在前人著作基础上有所增益补充。如车锡伦先生谈早年的搜求经历：“明知对方有收藏，不远万里赶去，而对方就是秘不示人，实在是无可奈何。”这些传统的研究路径无疑受到时间、空间与观念的种种限制。
    在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中国的宝卷研究也面临同样的考验。如何适应新时代、新环境、新技术，如何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中来，是摆在每一个文化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对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书籍数据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善本全文影像数据库、哈佛大学善本特藏数据库大都非常熟悉，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也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些数据库。国内很多学人接触宝卷这一俗文学文本也是源自早稻田大学的风陵文库。2013年国内就有藏书爱好者分享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所藏明、清、民国时期的宝卷链接，有刻本、石印本、手抄本等多种版本。因其来源自书坊与经坊，所以石印本、刻本在其中占很大比例。这批宝卷资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劝善书刊刻与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此外，通过哈佛大学图书馆网站，可以发现其馆藏的宝卷数也有86种之多，其中有8种明代善本宝卷相当罕见。以上两地的馆藏数据对于研究宝卷的馆藏生态分布与宗教文献的国际化有着巨大的补充参考价值。因此，通过网络数据平台，使古籍资料实现数字化共享，就可以使其服务人群范围远远超越传统的空间格局，在其功能上实现几何式增长。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2014年10月中国古籍保护网正式上线，在两年多时间里，陆续有天津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等120家图书馆实现古籍数据共享。由此，宝卷研究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搜索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宝卷”，各馆馆藏数据即刻呈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宝卷261种，首都图书馆藏宝卷519种，天津图书馆藏宝卷135种，扬州大学馆藏宝卷115种等，各种数据一目了然。除此以外，以前一直不受宝卷研究学者关注的陕西省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所藏宝卷也都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线。该数据库还提供了原胡适收藏的明刻本《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宝卷》的下落，解决了多年来一个重要俗文学文献的去向之迷。
    馆藏宝卷数据资料的公开，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宝卷版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古籍共享平台对于国外致力于中国宝卷研究的学者来说，也增加了一个了解中国各地馆藏宝卷文献的窗口，方便了古籍资源的国际化进程。古籍资料数字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全球化的一个机遇，更是一次挑战。数字化的技术革命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藏书秘不示人的观念。
    在全国古籍普查与数字化趋势下，如中国昆曲博物馆也积极实施馆藏宝卷的数字化，对20世纪60年代从民间收集的大量宝卷进行分类整理，共计243种1200多册。目前为止，如此数量的馆藏宝卷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这批宝卷蕴含了诸多的时代与地方特色，对于考察江南地区近代俗文学范式、民间信仰、语言文字、劝善书刊刻与传播等都有着极大的文献史料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宝卷186种、上海图书馆藏宝卷360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藏宝卷100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宝卷500多种计627册、苏州大学图书馆藏宝卷60余种76册、苏州常熟图书馆藏宝卷100多种，都在积极地酝酿并参与到数字化建设当中。
    从以上宝卷研究的新形态可以看出，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给社科研究提供了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大大提升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时效性与便捷性。正是在这些不断完善的数字化信息平台上，当代俗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才得以进一步凸显，当代俗文学研究的特色和亮点才更经得起推敲。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