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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杜学文 参加讨论


    当时代已经并且仍然要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的时刻,文学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这个时代的发展进步谱写出动人的旋律,昭示我们将要拥有的美好未来。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起点,是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新起点,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追赶并引领人类发展潮流的新起点。在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关头,文学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生动表现中国的发展进步,表现人民群众的创造愿望,表现中国精神在新的时代的无限魅力与灿烂光芒。
    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这一历史进程充满了艰难曲折,在不断的挫折中奋力前行。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取得了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属于人民自己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追求复兴的伟大梦想进一步变为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进步。今天的中国,已然不是一百多年前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而是独立、自强,对世界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大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人民对此充满了自信。
    在这样一个艰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一直发挥着引领潮流、唤醒民众、表现时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文学的呼唤、启迪、表现,就没有这一历史时期人民思想的觉醒、精神的强大、事业的发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1847年,徐继畬就完成了他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拓荒之作《瀛环志略》。这部被称为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散文巨著与同时期魏源的《海国图志》等成为改变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启蒙之作,对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把文学与国民精神的再造、国家命运之兴衰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文学运动时期,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推动文学变革,倡导救世救民,出现了一大批反思旧思想、旧制度,呼唤新时代、新社会的经典之作。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文学工作者或者在后方,或者到前线,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彪炳史册的优秀作品,成为那一时期发动民众、激励士气、鼓舞必胜信念的时代最强音。从《阿Q正传》《坟》《女神》《子夜》《死水微澜》到《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生死场》《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荷花淀》《虎贲万岁》《鸡毛信》等,无一不是那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对中国变革的表现进入新境界。不仅作品的样式、种类、文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也越来越丰富、深刻、多样。诸如《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新星》《平凡的世界》《春之声》《随想录》《哥德巴赫猜想》等等,批判反思极左路线,期冀新时代的到来,是对改革开放的热切呼唤。可以说,中国文学从来没有疏离历史前进的脚步,从来没有回避时代的期盼。在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总是承担了传达时代声音、推动历史进步、揭示发展必然的崇高使命。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时刻,文学不能缺席,不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
    文学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准确认识、深刻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倡导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多样的艺术风格、丰富的题材选择。这是保证文学园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基础。但是,从历史发展进步的大势来看,文学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不可能成为与现实生活疏离的“纯粹的文学”,它必然要或深或浅、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从文学的本质来看,必然是对一定历史时期人的生活—物质的与精神的,外在的与内在的表现。那些洞悉时代变化、感应到历史进步必然的作品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成为能够开启时代新风的标志。因而,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排斥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距现实生活比较远的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能够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从而为我们的时代昭示前进的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要努力把握时代的内涵,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努力奋进,追求独立、富强、民主、幸福,追求重新回到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引领地位。这一历史性目标,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就是中国终于实现了强起来后的新时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方法与先发国家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基础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也拓展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与可能。那么,强起来的中国将如何解决自己仍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如何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如何为人类的永续发展、和平发展提供新的智慧、方案?这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解决的。文学对这样的历史使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表达,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表现出中国人民自身发展进步的努力。如果没有对时代的准确把握,就难以拥有能够体现历史深度、时代精神的胸怀,难以发现在眼花缭乱的表面所隐藏的生活的本质。
    三
    文学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表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特别是要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形象。文学当然是表现人的生活的。但是,由于对生活的认知不同、价值观不同,同样的生活在不同人的眼中具有不同的品格。问题的关键是作品怎样才能表现出生活最具本质意义的内涵。这样的生活虽然与那些先发国家有许多相似相同之处,但仍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种相同之处,更多地表现在物质方面。如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快速,物质产品的同一化,技术指标的标准化、国际化,人口流动性的加大等等。但是即使在物质领域也存在许许多多的不同。如建筑、饮食、服饰等。而其不同应该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层面。虽然现代化可能会带来人的异化、技术至上及对现代技术的依赖,以及人的陌生化、孤独感等,但不同应该是主要的。如伦理关系的不同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人的情感关系的不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与人口的流动性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形态,但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伦理关系与情感表达方式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别。更主要的是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趋同与改变甚为艰难。就中国而言,在整体实现了强起来的飞跃之后,仍然表现出整个社会的复杂性。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不同行业之间的区别、农村地区的凋零与再生以及城市的膨胀与转移等等,似乎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复杂、更多样、更丰富。在这前所未有的生活形态中,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精神世界经受着怎样的蜕变,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性,都为文学提供了至为丰富斑斓的舞台。塑造属于这个特定时代的典型形象,属于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人物,是对文学的一种考验。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这种文体,一直具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传统。以至于我们可以罗列不同时期的人物形象来勾勒出中国的历史。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特点,而是文学的特性。即使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流行的欧美也并没有放弃这种追求。如卡夫卡《变形记》中推销员格里高尔、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加缪的“局外人”与“西绪福斯”等等,这些命运不同、性格迥异、寓意有别的人物成为某一时代的典型。与传统作品不同的只是作家描写人物的手法、观念发生了变化。因此,文学如何为时代提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这个时代,表现这个时代人的生活就成为一种使命。
    四
    文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为时代的发展进步提供思想资源、价值引领。文学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如娱乐、游戏、知识等等。但其至为重要的是要提供精神世界的启迪。最具有启迪意义的文学应该是站在现实生活的潮头,引领时代的发展,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平面地、简单地描写与现实处于同一层面的生活现象,更不是驻足于生活的背后,遥望着远远而逝的生活哀叹。文学应该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品格,而不是等于生活,更不是跟着生活的浮尘奔跑,结果找不到生活。人类在自己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情感经验。一些人把这些经验总结概括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形态,以求能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指导。但是,这样的努力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可能是多样的存在。文学在其生动的形象背后,应该能够蕴含着作家对人类实践经验的表达。特别是在中国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的今天,这种表达就显得极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必须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实际上,这一使命并不仅仅由理论来承担。文学在表现丰富的现实生活时,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描写来表达这种思考。这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一种是理论的阐释,另一种是形象的表现。事实上,形象性的表现同样能够达到相应的深度,并且由于其具有更强大的感染力而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文艺复兴时期,诸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剧作,就以一对青年的悲剧故事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必然趋势——用人性来反对神性,用个性解放来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来反对蒙昧主义。莎士比亚用鲜活生命的历史悲剧揭示了时代即将转换变革的合理要求。《新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描写了蕴藏在普通民众中巨大的创造力与期盼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批判了极左路线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桎梏,因而也揭示了时代转变的必然。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更深刻、更具有启迪意义。优秀的作品应该具有思想的力量及历史的深度,让读者从个人命运中感受到时代的必然,以及由此而显现出来的价值选择。
    当时代已经并且仍然要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的时刻,文学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这个时代的发展进步谱写出动人的旋律,昭示我们将要拥有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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