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当前国内的一个持续热点。近些年来,议者众多,献计献策。我们将这些研究统合地看,大致上可以分为:“翻译派”——注重翻译的作用,包括国内外译者;“传播派”——重点研究传播媒介、手段等的效度;“学者派”——强调研究人员、汉学家等的意义……这些研究当然都是有价值的,但对于这个话题来说,却还是不全面的。 之所以说不全面,问题就在于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在部分人眼中,它是窄化了。他们过于立足国内视角,只觉得将国内的事情做好,而后像商品一样推介到国外,就是走出去了。但文化绝非商品,其有自身的个性和原则。商品有形,是“形而下”的器;文化无形,近于“形而上”的道。辨明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可以先来回溯一下历史。明清时期,我们通过西来的耶稣会教士之翻译、介绍,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过。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像《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事情,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 这提醒我们一个事实: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局限在国内的作为,亦存在于他者的创作中。而且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个他者的内涵是在不断丰富的,不同时代里所包含的群体是不完全相同的。在目前的时代里,他者中有一个群体需要特别注意,即世界范围内的华裔群体。从一定程度上说,有时候,这部分人的作用比我们外译一部名家的小说、组织一场签售会、召集一场学术讨论会等还要大。汤亭亭的一部《中国佬》、谭恩美的一部《喜福会》可以唤起多少美国受众对中国文化一探究竟的热情。诗歌中亦有这样的情况,在施家彰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王维等潜在的影响。 在这样的作品里,中国文化其实已经隐含其中,但有一个重要问题,这部分人对中国文化的“挪移”,大多限于典故、名词等的时空转换。而中国文化(或小而言之曰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才是一股持久、醇厚的力量。深入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随后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这样的方式才有厚度,创作的作品也更可感。从这点上说,他者要借中国文化之力,就要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 固然,这个要求确实高,需要做的工作量也很大,但并非不可达到。我想用刘玉珍(Carolyn Lau)的例子来说明。刘玉珍出生在夏威夷,其父是当地人,其母是客家人。她的诗篇不少,其中《我的说法》(My Way of Speaking)获得了1989年的美国图书奖。我国著名学者赵毅衡曾评价她是“最成功地把中国诗学和哲学传统结合进后现代模式的诗人”。那么,刘玉珍到底是如何做的呢? 刘玉珍有中文的底子,能够直接阅读中文文本。她的阅读范围很广泛,包括《诗经》,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和扬州八怪的诗作,韩愈的散文,吴承恩的《西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甚至鲁迅、巴金、老舍等现代作家的著作。可以说,她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熏染是广泛的。此处说一下陶渊明对她的影响。刘玉珍曾表示,陶渊明是她学习的第一个中国诗人。她说,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她能辨出独特的“声音”,就如同从电话中辨别出朋友的声音。“陶渊明语言中透露的玄学味、对日常生活所持的疏淡态度、对细小而转瞬即逝的事物的鉴赏”,深深地影响了刘玉珍。她玩味其中,又自觉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实践中。刘玉珍有一首名为《夏趣》(Summer Fun)的诗作,颇有代表性。 在灰色的屋前,一部割草机 等待割草,把柄显得喜气洋洋。 夏天了,汗水跟踪已充满 吱哩吱哩蝉声的空气。 在开花的梨树后面, 有人慢悠悠地歌唱。 是安娜哄西瓜安静。 她通常根据叶子的颜色安排时间, 今天的叶子有些黄。她甜甜地 让她脚前的青草放心,不一会儿 她却推呀割呀她说过的话。 (张子清译) 诗歌的前半部分承继了陶渊明恬淡、自然的田园风味,开放了全方位的感官(视觉、听觉、心觉等),把握住生活中的细微事物。到了的后半部分却又变了一个方向,在前文层层铺垫下,转向了抽象化的诗趣。刘玉珍用了隐喻的手法,她用割草机来“收割”话语,做到情、景、理的结合。这是她的新发明,也很成功。从这点上看,刘玉珍的诗艺借鉴了中国古典美学,而又有所创造。试想,国外受众读到这样的作品,是不是相应的也对中国文化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当然,通过他者来呈现中国文化,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毕竟身在异质的文化语境下,可能会对中国文化“误读”、“误用”。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指摘的。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这方面一直放不下心。但其实它并不可怕,不值得过分焦虑。因为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其生命力在于能够与时代、社会的需求产生共鸣,并努力寻求自身的“在此”化。这样全面的、活泼的文学传统才是鲜活的,才能使我们一谈起来就觉得亲近许多。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谈中国文化的“出门”,就不能窄化它的“进阶”路径,相反,应该理解“文化无形”,它在他者的作品里亦可走出去。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这部分人的艺术创作是要道声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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