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党校等1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并进行学术交流。此次论坛紧紧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形成了丰厚的学术成果，现刊登论坛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精彩发言
    加强对历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许全兴
    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起了广泛的、尤其是文化界的热烈反响。新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意见》的标题很醒目，“传承发展”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非一般的、笼统的中华传统文化。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复杂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进步的、积极的因素，也有保守的、消极的因素；既有优良的传统，也有不良的传统。我们要传承发展的只能是精华、优良传统，而不是糟粕、不良传统。
    因此，贯彻落实《意见》，重要的一条——甚至可以说重要的前提——是要分清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非优秀部分，区分精华与糟粕。如何区分呢？我的理解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审慎区分精华与糟粕，既不复古泥古，也不简单否定，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贯彻好、落实好《意见》，应加强对历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为什么是对历史文化研究，而不是只讲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这是因为，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文化（尤其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虽然受地理环境、气候甚至人种的影响，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和政治。因此，不能脱离历史实际和当代实际而孤立地研究传统文化。
    着力挖掘、阐释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秀的内容，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也仍然是这样。这是因为，研究传统文化，旨在不断用新的方法从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中提炼出新的珍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
    我们要充分肯定优秀传统文化，也必须正视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过时或成为糟粕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不能搞厚古薄今，更不能以古非今。
    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我们在重视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的、促进的一面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相矛盾的、阻碍的一面。要防止片面性，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
    总之，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意见》，亟须加强对历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在国学热、儒学热、文化自信热中防止复古主义。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
    孙熙国
    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但是，一谈文化自信，一些学者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理应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但是，如果把文化自信仅仅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自信，那就相当于只是和人家说“我祖上也曾阔过”，问题是“祖上阔”并不代表我们“自己阔”。关键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阔”？因此，我们讲文化自信，毫无疑问，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但最重要的内容还是中国当代文化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但遗憾的是，一些人把总书记在这里讲的“中华文化”仅仅理解为传统文化，这就成问题了。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着不同时代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独特精神标识。
    我们知道，一切理论和认识都来自实践。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真正的创新的理论，就在于它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完成了时代的任务。哲学和理论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否提供了解决时代问题、完成时代任务的方案，在于它是否从事中见理，器中见道，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别中提升出一般。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是否做到了“下学而上达”。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的。每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状况不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时代任务和客观要求不同，对这些任务和问题的解决，对时代客观要求的回应，对时代经济、政治的反映也就不同，因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今天，我们讲中华文化，既包括我们的先辈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生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还包括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讲了三种文化，即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华文化”狭隘地解读为中华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讲文化自信，不是对中华民族在某一阶段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的自信，而是对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所有优秀文化的自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的自信，而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自信。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哲学
    侯 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蕴涵和底蕴，应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的复兴。
    就精神文化或者观念形态的文化而言，不论何种文化，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是哲学。黑格尔把哲学称为“世俗的真理”。与此相类似，马克思把哲学称为“此世的智慧”。哲学作为世俗的真理或现世的智慧，构成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它为文化提供根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定向。
    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对象或重点，应是“心性”之学和“为政”之学。《庄子·天下篇》将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精华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借此说法，相对来说，“心性”之学关乎主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乎所谓“内圣”，其功用是安身立命；而“为政”之学则关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乎所谓“外王”，其功用是治国安邦。
    就心性之学的传统而言，与西方哲学重视对外在自然、世界的征服，改造和占有并且往往将人与作为世界最高统一性的“存在”二重化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关注和追求的重点并非是人对外在自然、外在世界的征服，而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合一；并非是向外寻找人与自然、世界相统一的路径，而是从人自身内部来探究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道”的统一。它重视人自身的“内圣”，重视内在的反省和心性的澄明，这样，就使它能够提供一种人通向所谓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的内在的模式。
    就为政之学的传统而言，老子的“以正治国”、“为无为”，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仁政”，荀子的“隆礼至法”等都是应予重视的基本遗产，这些思想构成了为政之学传统的根基。
    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哲学，需要提升方法论的自觉。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承发展中国传统哲学，需要探寻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机制，加强有关方法论的研究。在此方面，有必要重提冯友兰提出的所谓“抽象继承法”。今天重新对其审视，这一方法论原则实际上是具有某种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如果说它存在某种局限或不足，可能主要体现在下述两点。首先，这一表述混淆了“意义”与“涵义”这两个概念。按现在通用习惯，前者体现价值判断，后者体现事实判断。冯友兰所说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实际上用以意指的是“抽象涵义”与“具体涵义”。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哲学理念、命题或基本原理事实上同时具有一般涵义与特殊涵义。
    上述分析如果能够成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哲学理念、命题、基本原理的继承或创造性转化，实际上是超越原来的具体的社会实际、历史条件和境况，在坚持其一般涵义的前提下，扬弃其特殊涵义，即根据新的具体的社会实际、历史条件和境况，对原来的特殊涵义重新加以界定，或者对原来的特殊涵义进行某种改造，予以重新诠释，或者用新的特殊涵义取代原来旧的特殊涵义，使其彻底更新。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陈卫平
    如何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即以怎样的标准来评价传统文化，这是讨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转化和发展就无所依从。
    关于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曾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民主性”、“封建性”的二分法，即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按此观点，就是以民主性、封建性作为评价传统文化的尺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样的评价标准是不可更动的经典之论。
    然而，这样的评价标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缺陷。缺陷之一，所谓民主性，是以人民性、革命性、进步性为内涵的；所谓封建性，是以反人民性、反动性、保守性为内涵的。传统文化，例如对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重影响的儒学，自然具有政治性，但它也贯穿和渗透于传统的道德礼仪、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领域。因此，只用政治尺度评价儒学传统是片面的。缺陷之二，这很容易导致儒学传统只有负面价值的结论。这是因为，儒学传统主要是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很难有太多现代性的精华能在其中萌生发育。
    1957年，冯友兰曾提出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从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这两个尺度来评价儒学传统。他认为，就前者而言，儒学传统没有什么当代价值；但就后者而言，几乎都可以分析出在当代还有价值的东西。他举出《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予以说明，指出其具体意义若是让人们只学《诗》《书》《礼》《乐》，这“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的用处”；而其抽象意义是以经常温习和实习学过的东西为快乐，这“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显然，着重提抽象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民主性”、“封建性”评价尺度的两个缺陷。但是，这样的补救还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对具体与抽象作如此区分，实际上是把两者相割裂。儒学传统绝非是具体和抽象互不相干的两截，它既是具体的，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又是抽象的，即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性。同时，只有来自具体的抽象，才是有真实内涵的抽象，否则，只能是没有根基的主观臆断。因此，如何从没有当代价值的具体意义中获得具有当代价值的抽象意义，“抽象继承法”是无法说通的。这意味着，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问题在它那里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讨论以怎样的标准来评价传统文化，或许应当从文化的价值本性着手。这是因为，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是树立在其价值之上的。文化作为人们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创造，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它对于人们达到某个目的或某种利益具有实际的功效，这是工具价值；另一方面它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表现，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内在价值。这就为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提供了两个尺度，评价传统文化应当正确地运用这两个尺度并将它们相统一。
    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评价传统文化，无论是政治制度层面，还是思想观念层面，或是礼仪习俗层面，它的价值取向无疑都有落后于时代的性质，但并非完全没有正面的时代意义；从内在价值的角度来评价传统文化，其上述的那些层面都蕴涵着我们民族富有创造性的智慧，但也并非没有某些偏颇；必须将这两个尺度结合起来，即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传统文化，由此把握其双重价值。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应如何认识中国文化思维方式？
    周可真
    对于文化传承来说，思维方式是一个重要方面。思维方式本质地规定着思维形式，即决定着思维主体的能思能想。思维方式是以思维工具与思维技巧为实质内容的，而思维形式则是以思维能力与思维水平为实质内容的。归根到底，思维工具乃是思维方式的根基所在，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根源于思维工具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到底是怎样一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以其基于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归纳与演绎相统一、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逻辑理论，不仅丰富和充实了逻辑学的内容，而且拓宽了逻辑学的外延”。由此，这一思维工具也获得了革命性变革与改进，这不但使原本相互分裂的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辩证地统一于形式逻辑，更使原本建立在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得以立基于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实践唯物主义逻辑。
    较之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有并不缺乏逻辑的哲学。如果说西方的古典演绎逻辑，是以偏重于研究基于“大前提”的推理过程及其规律和规则为本质特征的理性演绎逻辑的话，那么，中国的古典逻辑，则是以重视研究“大前提”本身何以确立的根据和主张通过心灵的涵养来确立其“大前提”为本质特征的心性演绎逻辑。这种差异，似乎意味着西方的古典逻辑（亚氏逻辑）并不在乎作为推理过程起点的“大前提”是否正确，而只在意推理过程的程序是否正确，而中国的古典逻辑却正好相反，只在意“大前提”是否正确，而并不在乎推理过程的程序是否正确。
    重视心灵涵养，是中国传统哲学演绎逻辑的主要特点。先秦道家哲学中老子的“道”论和儒家哲学中孟子的“性”论都以“寡欲”作为涵养心灵的方法，这种逻辑方法到了宋明理学被继承并发展为“灭人欲”。当宋明理学发展到阳明心学阶段时，作为心性演绎逻辑之大前提的“理”更被视为人心固有的“良知”，于是，原本作为确立其大前提的原逻辑方法的“灭人欲”，就变成了从其大前提出发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心性演绎方法了。根据王阳明的“四句教”，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在于以“知善知恶”的“良知”作为心性演绎逻辑的大前提，由此凭借“良知”的“知善知恶”功能来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从而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质言之，这个心性演绎过程就是在假设心中有个“理”的前提下，将这个“虚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使之变成日常生活所因循的“实理”的过程。显然，这种心学演绎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演绎，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演绎逻辑的。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内容是丰富而复杂多样的。要实现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处理好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和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关系，也是中国哲学界需要完成的任务。
    （作者为苏州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允熠
    习近平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同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厚滋养。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表现在学理上存在着通融之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初入中国之时，就极具魅力地吸引了先进的中国人，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种外来的主义，并使其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
    其次，中国的文化土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这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核里就充盈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正是因为得益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最终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展示出人们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并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再次，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相融合，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持续获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养料，使其理论形态不断与时俱进。作为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使得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曾使用“根”、“魂”、“精神命脉”、“重要源泉”、“坚实根基”、“最深厚的软实力”等词汇，来凸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
    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并不排除其他的优秀文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作用。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吸收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创造出来的，它在本性上不是排它的，而是开放的。因此，当我们大力弘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时，不能单纯凸显它一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和滋养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中国主流文化实体的代表，既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天经地义的。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观点集萃
    将传统文化精髓纳入主流意识形态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巍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然而，随着国力的增强，文化却成为短板，当前我们面临着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繁荣中国学术、传播中国声音等问题。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方面，需要澄清以下问题：传统文化有优秀的东西，也有劣质的东西，不能不加区分照单全收；传统文化不等于国学，中国有三教九流，不仅仅只有儒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里面。如何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凝心聚力，是否有利于治国理政，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运辉教授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持中华优秀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对西方的开放特征，重要的是“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结合创新发展，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的必经之路。要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看成是生长中的思想生命体，要坚持一种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相统一的基本立场。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樊志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主流价值，不仅重构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格局，也整合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想象。面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探求文明出路的过程中，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迅速地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制度建构，逐渐解决了近代以来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除了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业绩以外，还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树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坚持批判性继承的理性反思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黄力之教授指出，在讲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批判与继承不可以抛弃，也不可以忘记。我们党从来就没有讲过要全面地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我们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面的、复杂的，继承什么？继承多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讲全面继承和吸收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种理性反思的方法论原则也应贯穿落实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中。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邱仁富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之所以能够成为根基，就在于中华文化长期积淀的文化基因、文化土壤、文化力量。在当代中国，只有不断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才能真正把握传统文化要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理解为单向共生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建立在相互性的基础上，能更好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与核心价值观的相互关系，推动两者共生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中之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内容。在伦理道德方面，我们可以从古代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中国古代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传统，理论上来说，许多东西都是跟我们现在讲到的教育联系在一起。中国人讲爱，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爱有差等。孔子的“仁者爱人”，本质上是“仁爱”，这种仁爱首先要“爱亲”，爱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泛爱众”。这里面是有层次的，这种层次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现实的，当然，它与目前的平等观念还是有差别的。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但是也不能完全抛弃，研究它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
    如何与学校教育课堂教学相结合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认为，现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已经上升到文化强国的策略。当前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中小学师资队伍当中对于传统文化缺乏系统认知，不少老师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流于表面的认识。二是在中小学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常常是纯粹的知识学习。三是学校教育的路径还比较单一。针对上述问题，建议采取“一枝四叶”的教学模式：“一枝”就是根据年龄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段和高中段四个阶段。“四叶”即强调多元的路径，打造校园文化，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把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结合起来。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镇镇博士指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都包含着伟大的人类智慧。既然我们的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可以尝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我们的课堂教学之中。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融通，帮助学生更深刻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帮助学生更好认识、理解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启发他们的心智，引导他们去思考，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