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出生于1976年，现供职于《上海文化》杂志。著有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爱欲与哀矜》、《一种真实》、译著《我：六次非演讲》等。2016年凭借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获首届书店文学奖。
    
    《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张定浩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版，42 .00元。
    在一团和气的当代文学圈，批评家与作者总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张定浩有时却给人以尖锐乃至严酷的印象。孟繁华说他“批评锋芒在当今批评家里罕有匹敌，他的直言不讳肯定会让一些作家心有顾忌”。他会毫不委婉地指出文本的缺憾，向世人暴露那隐藏的阿喀琉斯之踵。
    张定浩的新书《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收录近年来数十篇批评文字，对当代文学做近乎全景式的扫描，并在宏阔的视野和丰沛的理论支撑下，努力开辟个人洞见，不能不说颇具分量。
    “引发我最初写下批评文章的动因，仅仅是某种作为普通读者对于文学批评界的不满。”张定浩在《批评的作用》一文里坦言。他把批评看作一种“自己可以从中获益的斗争”，“是对于整全的辨识、探寻乃至欲求。”批评者的职能是诚实地做出优劣判断，将作品恰如其分地置放入传统的序列，从局部照亮，进而获得关于文学的整体知识。
    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拥有诗人的敏感、细致和善深思。诗歌和文学批评，都是密度极大的写作。这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令人敬畏的学者型诗人，塞缪尔·约翰逊、T .S .艾略特、约瑟夫·布罗茨基……并且让人相信，最好的批评无一例外来自写作者本身。他们通晓文学内部的奥秘，当他们谈论一个作家，或者“仅仅因为谈论他于我们有益”，或者为了通过谈论的对象消灭陈腐、破除定见，进而“影响这个时代的趣味”。
    访谈
    关于批评
    南都：如果如你所说，批评是一个勘破黑暗的斗争，你觉得一个批评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他在面对文本的时候，能否不存私心，毫无偏见？
    张定浩：我说的批评，背景是文学领域，具体来讲就是文学批评，也被称作文学评论，或文论。这三个词，有时候被无意识地混在一起，但有时候也会被人有意识地区分。“文学批评”中的“批”，不是批林批孔的“批”，而是《庄子·养生主》里“批大郤，导大窾”的“批”，是以锋利之言辞切中作品肯綮的意思，其前提是透彻理解作品本身，如庖丁透彻理解牛。“文学批评”中的“评”，从其字形就可以看出，它要表达的，一是出自主观的议论，二是试图用某种公平的标准来比较高下，而说到标准和比较，就要有大量的同类样本作为基础。所以，“批”是如其所是的客观分析，“评”是主观与大数据结合之后的比较。
    说到素质，就文学领域而言，像其他艺术领域一样，基本的素质就是才华和感受力，而在此之外，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他可能需要一点简单的思辨和推理能力，一点博览群书的耐心和一点点的诚实与勇敢。
    私心是人性基本构成，“狠斗私字一闪念”并不能造就公正；所有的意见都是一种偏见。一个号称自己没有私心和偏见的批评家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他拥有最大的私心和偏见，就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一个文学批评写作者要做的，不是不存私心，是随时意识到自己的私心，并加以克服；不是毫无偏见，是努力比任何其他人更为严苛地审视自己的偏见。
    南都：你怎么选择你批评的对象（作品和作家）？你觉得批评家和作家，文学批评和写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定浩：我会选择两种对象，一种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是我非常讨厌且觉得名不副实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对象让我觉得尚且还可以有一点新东西要说。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有点像左手和右手，他们面对同一个世界，做的都是类似的工作，只是习惯和方向不同。批评家不是去指导作家的趣味，他是越过作家去影响这个时代的趣味。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写作，其次，它是一种密度更大的写作。
    南都：你提到两种批评家，一种是“餐具狂”，“用齐泽克来搅拌余华，用德勒兹来剖析孙甘露，用萨义德来盛放《小团圆》”，一种是“餐具憎恶者”，“手抓食物并做出有煽动性的表述”。你自己属于哪一类？
    张定浩：我是前来赴宴的客人，对美食的兴趣大于餐具，对交谈的兴趣大于美食。
    南都：你从事文学批评多年，最大的成就感在哪里？是否觉得自己曾经“照亮”或“发掘”了文学地图的某一部分？
    张定浩：在线下线上的某个角落，见到（听到）陌生读者提及我文字里的判断，说这正是他一直想说而未说的。我无意做浪漫主义的“灯”或现实主义的“挖掘机”，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自己是某种填充物，抛掷在文明的过去和现在不息的裂缝之间。
    关于小说写作
    南都：最近和一些作家聊天，有人认为当代小说写作者普遍文体意识淡薄，甚至还不如西方小说刚刚大量译入的八十年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定浩：文体并不是一件从没有人穿过的新衣服，甚至它也不应该是一种意识，过去文艺理论有句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这里的“风格”（style），无论从英文还是法文来看，和“文体”都是同一个词，只是新旧译法不同。文体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作家本人，而不是作家此时此刻为了创新或求异而找来的时尚外套。在这个意义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写作者们所谓的文体意识，其实只是一种时尚意识，至于今天的小说写作者，相对八十年代而言，我觉得不是文体意识淡薄，只是曾经的时尚成为今天的基本款，相对而言就不引人注目罢了。文体如人，千人千面，如果仅仅把文体等同于在叙事形式上搞点结构主义的小花样，那就好比认为唯有身着奇装异服者或行为艺术家才是人，似乎多少有些荒唐。
    南都：你在《今日先锋何处寻》一文提到，埃科主张“同时面对精英和大众写作”，而在中国，作家们却是“面向文学期刊写作”，这个造成了当代文学的千人一面。对一个青年作者，如何才能避免均质化的影响？在中国，“同时面对精英和大众”是可能的吗？
    张定浩：诚恳地面对自身，为己的写作，这大概是唯一能避免均质化影响的方式。为什么在中国“同时面对精英和大众”是不可能的呢？我觉得就人性的层面而言，中西古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如日月，是不加拣择，同时面对所有人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面对大众和畅销是两回事，大众也不等于庸众，有一千个陌生人排队买你的书，和有一个陌生人认真在灯光下读你的书，对我而言它们的意义和重量并无二致。
    南都：你曾多次撰文谈到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问题。你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种体裁？为什么中国极少博尔赫斯式的，而更多是欧·亨利或莫泊桑式的短篇小说家？
    张定浩：我自己并不写小说，所以谈不上写作的倾向，如果从阅读的角度来讲，令我产生倾向的也不是小说的体裁，而是写小说的那个人。在博尔赫斯那里，作家首先是一个被全部过往文明洗礼过的完整的人，而对欧·亨利和莫泊桑而言，写作是博取尘世声名的一种方式，虽然可能也是艰苦的方式。
    南都：你的新书起名叫《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职业”和“业余”，这二者应做如何区分？
    张定浩：“职业的”和“业余的”这两个词，在很多领域，有着不容混淆的坚定意义：“职业的”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一生悬命的事业；“业余的”则意味着外行的粗率，和闲时为之的兴趣。每个业余爱好者若是遇到职业行家，他会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畏惧和敬重，这畏惧和敬重并非总针对眼前这个人，但无一例外会针对这个人所承载的那门深不可测的技艺，并且，就他喜爱的这门技艺而言，业余爱好者都渴盼自己的技艺能够达到职业行家的水平。
    但唯独在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职业的”和“业余的”这两个词的指向则充满了混乱，这混乱，归根结底，源于这两个词的具体使用者的混乱。如今，很多缺乏资质的写作者被唤作职业作家，而很多好的作者确实只是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更何况，在文学领域，人们总是赞许天才而非匠人，写作的极境似乎是妙手天成而不是殚精竭虑，这种种结果，使得“职业的”这个词变成一个讨厌的敏感词，写作者避之唯恐不及；而“业余的”则变成一面奇妙的挡箭牌，多数写作者都愿意受它的荫蔽，因它既能挡住来自写作这门技艺（倘若它称得上是一门技艺）严峻的职业叩问，又不妨碍享受来自这门技艺的种种光照和掌声。
    聂卫平讲棋时，见到棋手下出非常糟糕的着法，喜欢说一句口头禅，“这不是围棋”。我很喜欢他这个说法，也许这个棋手已经是职业九段，也许这盘棋最终他会获胜，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曾经有几步着法“不是围棋”的事实。“这不是围棋”，这句话里蕴藏着一门技艺超越胜负的职业尊严，同时也能令业余爱好者获益良多。“职业”中有荣耀，“业余”中有谦卑，我相信任何技艺皆是如此。知道何谓伟大小说固然重要，但对普通读者而言，更切身的是知道何谓“职业的”小说家，何谓“业余的”小说家，就像一般围棋爱好者，他与其把心思放在辨识职业九段和超一流棋手的不同上，不如先把职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差异搞搞清楚。
    关于诗歌及其他
    南都：你在《上海文化》杂志社做编辑，编辑的角色，是否自然地锻炼出一双“批评眼”？
    张定浩：我觉得恰恰相反，是应该先有了文学批评的眼力，才有可能胜任做文学批评刊物的编辑。做这个编辑工作，充其量能督促我去关注同时代的写作。
    南都：你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写诗和写文学批评之间，感性和理性思维如何切换？你更喜欢诗人和批评家之中哪一个角色？
    张定浩：写诗和写文学批评，都既需要感性思维也需要理性思维，它们之间不需要切换。需要切换的是写作对象，诗是写给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看的，文学批评更多是写给伍尔夫意义上的普通读者看的。
    我不能说我喜欢哪个角色，因为我既不敢自称什么诗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批评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可能写诗所带来的幸福感会比写文学批评时稍微强烈一点。
    南都：上海的作家引人注目的很多。尤其这几年，金宇澄的《繁花》、吴亮的《朝霞》、王安忆的中篇《乡关处处》，都以上海为背景。这个城市似乎能哺育出特殊的文学，它对于写作者是否具有特殊的魅力？
    张定浩：这三位作家我都写过专论。如果说这个城市哺育出某种特殊的文学，我想它可能意味着一种自由的文学，或者说文学的自由。在这个城市，没有中心，没有主流，也就没有所谓反抗和斗争，大家各安本分，各行其是，同时又不闭塞，没有夜郎自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