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论本部分主题，关于艺术、艺术史、艺术家之“纠缠”不期而至，是自然而然、必然联系，更是无法绕转、不可回避。
    坚定文化自信，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是宏图伟业，也是使命担当。在此语境下，上述话题既为关注与热议焦点，也是探索与学研力点。
    气墨是灵象之笔墨，灵象为笔墨之气墨，气墨灵象形质一体、同行相携；气墨灵象从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与朴墨真象（“三象合一”之墨象）走来，是墨（彩墨、油彩）与象演变发展的未来与远方，是墨象艺术的高峰，是艺术语言的至美之象，也是迄今可以预见的艺术发展的最高艺术形式；艺法灵象是艺术的本质性规律，既为艺术创作之遵循，也是艺术前行之引领（见《气墨绘画 灵象艺术》《艺法灵象 至美审美》）。
    毋庸讳言，成就艺术巨擘，走进艺术典章，是艺术家的人生理想，也是艺术梦想。然而，什么样的艺术家，方有如此造化？换言之，具有怎样学养、功力的艺术家，才能进入气墨灵象，成就至美之美？这是学研议题，更是实践课题，既属艺术未来，更取决于艺术当下。要真正理清楚、说明白、觅通道，艺术史应是再好不过的教科书。
    谈艺话史，往往聚焦经典珍藏，尽论巨制名作；又往往追忆历代先贤，悉数灿若星辰；还往往探研艺术流派，历列各个派别学宗。研读中国艺术史如此，把握西方艺术史亦然。如此，一定意义上，艺术史就是关于艺术经典的承载记录史，也是历代艺术大家的入榜排名史，还是各种艺术流派的探索形成史，而艺术（作品）始终是“灵魂”“核心”，具有鼎立与标志意义。
    艺术史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取决于其载道与传承之宗旨，突出地表现为尚绝、尚新、尚进、尚融与尚极。
    先谈尚绝。“绝”即原创，亦即惟一，就是不可重复，这是艺术的至高价值所在，也是艺术史论的至高原则。艺术史尤其具有这种性格，不可能也不会载入相同语言形式与风格的作品。艺术史尚绝，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所体现的正是艺术最高价值的不可侵犯性。
    再说尚新。“新”即创新，是继承之创新，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攀登，这种创新具有正大气象，且包前孕后。换言之，创新从继承出发，走向新高度、新境界，而决非为创新而创新，误入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之歧途。比如，“六朝三杰”之一张僧繇的“没骨山水”，就是在继承凹凸绘画技法之后的创新；五代画家李成的“自成一家”，也是在师承荆浩、关仝的基础之上的创新；黄宾虹从“白宾虹”到“黑宾虹”，齐白石从师法八大、徐渭、吴昌硕到开创“红花墨叶”，同样是创新；法国雕塑大师马约尔的“象征主义”雕塑，也是在师法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基础之上的创新。
    又言尚进。“进”就是前行，就是发展演进，就是站立时代新高度，这是艺术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高级走向更高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时代审美、陶冶人文精神的重要价值所系，既体现艺术的时代属性；也呈现艺者的审美之需，既有宏观更迭；也有微观演绎。从原始美术、古典美术到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艺术前行；从架上艺术到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综合材料，也是一种艺术前行；从莫奈的印象派到修拉的新印象派，再到塞尚、梵高、高更的后印象派，同样是艺术前行。哲思有言，前行，哪怕仅仅一小步，也是新高度。艺术尤其如此。
    还论尚融。“融”就是和，亦为极致之和谐。艺术尚融，是艺术发展、演变过程中，古今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相互借鉴、吸纳、完善的一种艺术现象。近现代以来，这种趋势愈加显明。艺术先贤林风眠、徐悲鸿均有“中西结合”“中西合瓦”之主张。林风眠的光影彩墨、徐悲鸿的素描写实、李可染的光影山水等艺术成就，就是“融”的成果；“旅法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的艺术成就，是非常典型的“融”的结果；西方艺术大师波提切利、克里姆特、马蒂斯、毕加索等，也从东方艺术中采撷了诸多艺术元素，吸纳了大量文化养分，一定意义上也是“融”的结果。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变革、大融合趋势下，艺术之“尚融”将呈现新发展、展现新气象。
    后语尚极。“极”即极致，是艺术创作追求出神入化之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矗立经典完美之根本。求极致、臻完美，不仅是艺术理想的本质，也是古典主义精神的核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古典精神完美回归的典范，将唯美主义推向了极致，成就了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辉煌。晋唐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行书、“张颠素狂”为代表的草书，以及以“吴带当风”为标志的重彩壁画，还有宋元明清一路崛起的“文人绘画”等，均呈现书画极致之风，矗立艺术丰碑。
    显然，“五尚”所及，皆与气墨灵象立论相契、立象相合。换言之，气墨灵象之所以眺瞩艺术高峰，既以原创之“绝”为首要，又以继承之“新”为必备，还以攀高之“进”为应有，并以和谐之“融”为不可或缺，也以完美之“极”作通途。
    有艺术评论家言，艺术史是艺术的“陈列馆”，艺术家是艺术史的“雕刻师”。对艺术作品的大浪淘沙，究其根本是对艺术家学养、功力的评判与检验。艺术（创作）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艺术家当须崇学、崇德、崇静、崇变、崇论。这是既往所启示，也是现实所亟待。
    首先说崇学。“学”即学养，是博学之学，是历史、人文之积学为成者。艺术是世界语言。既为博学，国学是本，世界主流文化也是应有之含。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就是博学的魅力，也是博学的力量。中国艺术史同样反复印证这一命题，历史上哪位艺术大家不是学富五车，又哪一位不是才高八斗？所不同的是，依时代进步与审美发展论，今天的艺术大家应该更博学、更融通、更至达。
    其次说崇德。“德”即德养，是德行、品位修行之要义，更是责任、担当之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昔贤存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文艺要塑造人心，艺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如此，艺者须有大德之养，不仅要在艺术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古往今来，既有精湛艺术魅力又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从艺者，多不胜数，成为一代又一代艺术中人之典范。当下，从艺者尤其要“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从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再次说崇净。“净”即清净，是心性之纯净，亦为精神之清静，还是入念之幽境、化物之象境。释语论，真性清静方一尘不染。修身讲境界，艺术创作同样讲境界。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要呈现出灵气、雅气、文气、静气、清气、逸气等审美境界，必然要求创作者心灵须纯净，精神须清净。从古至今，那些受人尊敬、广被赞誉的名家大师，无一不远离浮躁、不慕奢华、不求功利、安于寂寞，也无一不“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显然，如今艺术乱象中诸如复制抄袭、投机取巧、花拳绣腿、沽名钓誉，以及低级趣味、江湖习气、胡涂乱抺、急功近利者，皆与“尚净”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从次说崇变。“变”即变法，是追求新手法、探研新技法，也是择一切手段、涉所有元素之变。技艺诸法的求变缘于艺术语言的探异，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是艺术创作的永恒法则。赵无极的从具象、半抽象到纯抽象，张大千晚年的泼墨与泼彩，傅抱石后期的破锋笔法与散锋笔法，都是求变的成果，也是探异的丰碑。毕加索艺术生涯中演变了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多种画风，也将自己“变”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艺术要攀上高峰，既不能一线（条）画到底，也不能一意（象）写到底，又不能一泼（墨）泻到底，而是要善于化诸法于多变，于变中呈最美（语言）。
    最后说崇论。“论”就是立论，就是将艺术感性升华为艺术理性，包括艺术审美中的体验、感悟，也包括艺术创作中的探索、思考。中西艺术史上，哪个艺术大家无立论？南齐画家谢赫著有“六法论”；东晋画家顾恺之创立“传神论”，清初画家石涛提出“法自我立”论，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提出“色彩音乐论”，都是艺术史上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奇绝华章。气墨灵象是至美语言，在走向艺术高峰、矗立至美丰碑中，既需要立象探索，更需要立论思考。
    如此，“五崇”所涵，均为气墨灵象立论所据、立象所依。艺术家要进入气墨灵象之境，学养为本、德养是魂、清净为道、变法如器、立论为宗。进言之，学养厚积艺术功力，德养滋润人格修为，清净拒绝浮躁杂念，变法矗立个性样式，立论实现感性升华。
    显而易见，气墨灵象者，高学大德也。
    要说明的是，气墨灵象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是艺术的哲学，也是哲学的艺术，是艺术理想、创新语言，也是艺术实在、创作探索，既玄妙恍惚，又真切自然。作为多层次“天人合一”之灵妙之合、超验之美，如果说，对其（天人合一）所蕴涵的哲学之美、诗性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认知、探索与感悟无停滞，那么，关于气墨灵象的探研实践、表达与呈现则无止境。
    同样要说明的是，作为艺术语言，气墨灵象同样要经历不断完美、臻于完美到更加完美的过程。并且，在其演变致臻中，也会呈现交互融合现象，既会承载线墨具象、意墨意象之痕迹，也会融合泼墨朴象、和墨真象之构成，但最终将进入包前孕后的气墨灵象之境，呈现全新的艺术大美。
    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孟子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显然，“取法”攸关，“志不强者行智不达”。有志之艺术中人，只要积高学大德之厚养，“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气墨灵象当立艺术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