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汉语的变化，我不想去谈论汉语在新世纪出现了哪些新的词语、新的概念、新的用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汉语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别的语种中同样存在。汉语在这方面的变化，不会比英语更大，因为英语有更多不同地区的、不同族别的人在使用。举例来说，在多个有关文学讨论的国际性会议上，我注意到美国人是听不懂印度英语的。我想谈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更为关键，它属于真正的变化和扩展。它不一定给翻译带来困难，但一定给翻译对象的选择以及翻译作品的出版带来影响。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巨大的乌托邦实践，给中国作家带来了无数的故事，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讲述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似乎是作家的使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个人消失了，它呈现的油画般的历史画面，光怪陆离的魔幻般的现实——这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的根本原由。
    大家应该能够注意到，西方翻译家对中国小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此类小说：它充满着前现代般的生活图景，人物像畜生一样苟活着，有趣的是，这些“畜生”还有一个伟大的乌托邦梦想。前现代向现代和后现代的过渡，更是伴随着血腥。资本的每个毛孔里渗透着罪恶。莎士比亚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眼下似乎只有在中国还在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故事，传奇性的故事，构成了这些小说的基本情节。
    这都是事实：既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作家写作的状况，也是翻译家、批评家、出版家热衷于此的现实。对批评家和翻译家来说，生活在别处。 这些异质性的经验，刺激着他们的神经。最后，它也刺激着中国的文学出版包括西方的出版市场。
    但是，中国还有另一种小说。相对而言，它更为重要。这种小说，深刻地表现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展示着他们内心的风暴。叙述人与其说是在讲述故事的发生过程，不如说是在探究故事的消失过程。叙述人与他试图描述的经验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内省式的批判关系。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传统，与莎士比亚、雨果、马尔克斯、拉什迪迥然不同。这个传统更多的与伏尔泰、哈韦尔、加缪、库切相近。
    对汉语写作来说，这样一种写作，给汉语赋予了一种理性反省能力。它不是儒家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反省，而是在多种文化因素的对话中，使你的语言具有道德感。对汉语来说，作家的道德感，归根结底表现为对语言的责任感：它充满反省精神，与现实与权力保持距离，包括与反对权力的权力保持距离。它复杂而精微，使汉语越来越趋向准确，使汉语小说写作达到诗歌写作的水准。
    在这方面，已故的史铁生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但现在的人们几乎忘记了他在叙事上达到的成就。这很正常。唐代的批评家和读者，都认为杜甫是不入流的。杜甫是到了宋代，才成为一流诗人的。
    而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可能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文学潮流，一种是马尔克斯、拉什迪式的对日常经验进行传奇式表达的文学，一种是哈韦尔、索尔·贝娄、库切式的对日常经验进行分析式表达的文学。
    在后一类作家身上，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将再次得到评判，甚至连公认的真理也面临着重新的审视。他们从来不会简单地批判什么。在他们那里，批判者的权力也必须接受批判的检阅，从而真正展开一个对话的世界。
    在我看来，对汉语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扩展，别的都是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