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档案，即文书；另一类是典籍，即古书。出土文献时代地域明确、保持语言原貌，对于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等古代汉语各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而应该重视对这种语料的整理和运用。
    出土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档案，即文书；另一类是典籍，即古书。出土文献时代地域明确、保持语言原貌，对于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等古代汉语各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而应该重视对这种语料的整理和运用。
    所谓出土文献，是指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字、帛书、玉石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封泥文字、陶文等。这些名称，大都是按照文字所附着的材料来命名的，如甲骨文是指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金文是指青铜器上的文字。
    出土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档案，即文书；另一类是典籍，即古书。前者如包山楚简的《集书》《集书言》《受期》《胥狱》等编、云梦睡虎地和龙岗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后者如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上博楚简中的《周易》等。
    出土文献对于汉语史、古代汉语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首先，出土文献的时代地域是明确的。
    研究汉语史和古代汉语，首先要弄清楚汉语发展史中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语言面貌，所以要求所使用的语料要时代地域都明确。不少传世古书的年代和地域存在疑问，学术界争议很大，使用这样的语料难以达到研究的目的。
    讨论出土文献的时代问题时，会涉及到三个时间，即文献的形成年代（即文献是在什么时代写成的）、抄写年代（即该文献是在什么时代抄写的）、墓葬年代（即文献是在什么时代埋入墓葬的）。在这三者当中，最为明确的是墓葬年代，这是该种文献的时代下限。
    就文书类出土文献而言，其形成年代、抄写年代、墓葬年代都比较接近，有些甚至是同时的，如遣册类文献（随葬品清单）。
    而古书类出土文献的时代问题则较为复杂，这种文献的形成年代、抄写年代、墓葬年代往往相隔较远，也就是说其形成年代往往早于抄写年代，而抄写年代往往早于墓葬年代。但是，由于这种文献的墓葬年代明确，所以确定这种文献的时代也不太难。即以楚简《老子》为例，它的墓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这是时代下限。而《老子》一书不大可能为老聃所亲著，而应为老聃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编成，其形成时代很可能在战国早期。这样楚简《老子》从形成年代到墓葬年代有一百几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老子》有可能被改动，但是改动的人只能是战国早期到中期偏晚的人，而不会是此后的人。这样，就不会有战国中期偏晚以后语言要素的掺入。
    讨论出土文献的地域问题时，也会涉及到三个地域，即出土地域（即墓葬所在的地域）、作者地域（某种文献作者所属的地域）、流传地域（文献所曾流传过的地域）。在这三者当中，最为明确的是出土地域。
    文书类出土文献的地域问题不太复杂，其作者地域、流传地域、出土地域往往是一致的。有些文献写成后没有经过流传即进入墓葬，如遣册类文献；有些文献在进入墓葬之前可能经过流传，但不会超出一国的范围。
    古书类出土文献的地域问题比较复杂。有些文献的出土地域和作者地域可能是一致，如楚简《老子》是从楚墓中出土的，老子是楚人，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可能多数也是楚国人。有些文献出土地域和作者地域就可能不一致。如楚简《缁衣》是从楚墓中出土的，但其作者很可能是鲁国人，是从鲁国流传到楚国的。再如睡虎地秦简《日书》是从秦墓中出土的，但其作者可能是楚人。从楚国流传到秦国后，可能还被改造了。
    其次，出土文献保持语言原貌。
    研究汉语史和古代汉语，要求所使用的语料要保持语言原貌，而不能有错误，不能有后代语言现象的掺入。传世文献，如《尚书》《诗经》《左传》《墨子》等等，经过长期流传、反复传抄、屡经校勘、多次刊刻，难免失真。而出土文献，长期被掩埋在地下，未经流传，能够真实地保留当时语言的面貌，具有珍贵的语料价值。
    我们拿楚简《老子》和今本《老子》（用的是王弼本，即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做比较，来看看传世《老子》在流传过程中的失真情况。仅比较两个本子中的部分文字。
    楚简甲本《老子》：江(海) 所以为百浴（谷）王，以其能为百浴（谷）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圣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才（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才（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詀（厌）。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辠（罪）莫厚（乎）甚欲，咎莫僉（憯）（乎）谷（欲）得，化（祸）莫大（乎）不智（知）足。智（知）足之为足，此亙（恆）足矣。
    王弼本《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进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一句（每句以句号为界，下同）：今本在“为百谷王”前加“能”，在其后加“者”，把“能为百浴下”，改为“善下之”，把“是以”改为“故”。第二句：楚简本先说“前”“后”，后说“上”“下”。今本则相反，先说“上”“下”，后说“先”“后”（把“前”改为“先”）。今本又在句子前加了“是以”。第三句：楚简本说“民弗厚”，今本说“民不重”；楚简本说“民弗害”，今本说“民不害”。第四句：今本在“天下”前加“是以”，而且把“弗”改为“不”。第五句：今本“不争”下脱“也”字。第六句：今本脱掉“辠（罪）莫厚甚欲”一句，而且后两句还颠倒了次序，先说“祸”句，后说“咎”句。楚简本用“乎”，今本用“于”；楚简本用“僉（憯）”，今本用“大”。第七句：今本“知足”前加“故”，“知足之”后脱“为”，后一小句前今本脱“此”字，又把“恆”改为“常”。
    可见，与传世文献《老子》相比，楚简《老子》更接近其原貌。
    最后，出土文献对于古代汉语各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用出土文献能够纠正《说文解字》中的一些错误，从而能对文字的形义做出正确的解释。例如“王”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字从三横画，代表天道、地道、人道，中间一竖代表通达，能够通达天道、地道、人道的，就是王。但是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王”字本像锋刃向下的斧钺形，而斧钺是王者权威的象征。又如“古”，《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本义是故，从十从口（十口相传是前言，所以有故旧的意思），为会意字。但是从甲骨文来看，它是坚固的“固”的本字。字的上面像盾牌，下边的“口”是区别性符号。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还推动了文字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如文字起源理论、汉字结构理论、汉字字体发展理论的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出土文献能够解决音韵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推动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例如以“去”为声符的字，有两种并不相近的读音，一是属于鱼部，如“呿”“袪”等字， 二是属于葉部，如“劫”“怯”等字。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小篆把两个读音不同的字混在一起了。一个是从大从口，会意字，表示张大嘴，是“呿”的初文，也就是离去的“去”；二是像器盖和器身之形，“盍”的上部即是如此，这个字应该读为“盍”。出土文献为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专家们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音，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研究了东冬的分合、宵谈的对转等等。未来音韵学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利用出土文献是途径之一。音韵学的出路在于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能够纠正《说文解字》对于本义解释的错误，为某些词的本义提供例证，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区别古代同义词。例如“庶”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屋下众”，但是从古文字来看，此字是从石从火，本义是煮。在上古时代，陶器出现以前，人们或者以火烧热石头烙烤食物，或者以热石投于盛水的器中煮熟食物，“庶”字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映。又如“自”字，《说文解字》认为其本义是“鼻子”，但是并没有举出例证来。不过这种例证在甲骨文中却比较常见，甲骨文中有“疾自”一语，正是说的鼻子有病。再如“追”和“逐”是一对同义词，这两个词的区别如何？原来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字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即追人为“追”，追动物为“逐”。通过对出土文献中词汇的深入研究，能够推动古汉语词汇学的大发展。
    出土文献对于古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如果没有甲骨文，对殷商时代语法根本就无法进行研究。而运用甲骨文，我们可以描绘出殷商时代语法的基本面貌。如我们现在知道殷商时代的宾语前置句有三大类。一类是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所涉及到的否定词是“不”“勿”，其代词是“我”“余”“尔”。第二类是“唯+宾+动”式和“惠+宾+动”式的宾语前置句。“惠+宾+动”式不见于古文献，“唯+宾+动”式只在《尚书》等古文献中偶尔见到。第三类是名词宾语可以直接放在动词前，但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与“惠+宾+动”式句构成对贞，二是在名词宾语前要出现否定副词“弜”或时间副词“其”。
    总之，出土文献时代地域明确、保持语言原貌，对于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而应该重视对这种语料的整理和运用。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