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思想在20世纪经历的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到了中国文艺的具体实践之中。自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就开始影响以文学研究会、左联等为代表的中国文艺家们的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大批为普罗大众创作的文艺作品。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 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时正处于中华民族经历各种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于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系统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将中国文艺与国家、民族和人民连接在一起，动员文艺家用文艺的方式，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最早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论断，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文艺的重要思想，譬如，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路线，以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风格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出发，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从反映论出发，提出了文艺来源于生活，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论断，以及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理论；用阶级论分析了文艺的主体立场问题，并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等。这些论断已经构成了最早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思想。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思想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又进一步通过苏联的文艺实践和理论概括被引入中国。1953年，《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苏联季莫费耶夫的《文艺理论教程》被译入中国，苏联文艺理论家毕达克夫作为苏联专家，于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给来自全国各院校的文艺理论教师讲授“文艺学引论” ，系统介绍苏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批评方法。对中国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在谈到新诗的出路问题上，提出了“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由此，形成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一步完善了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化思想。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祝词，延续了毛泽东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并在总结“文革”时期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尊重文学艺术自身规律，以及艺术民主、创作自由的重要性，重新调整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号召文艺家为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再一次将人民、国家、民族的利益与文艺紧密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的祝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匡正了“文革”时期文艺的病态发展，开创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繁荣和发展的新局面。
    其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思想。
    2016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树起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又一座里程碑。习近平的两次讲话，在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基础上，在新的政治生态、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思想做出了重要的深化与发展。
    其一，习近平第一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高度上，充分论述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因为，今天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刻，而“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 。文艺与人民、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再一次紧密相连。
    其二，习近平第一次明确匡正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未出现，而今天中国文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来自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文艺不是摇钱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这种既不忽视市场作用，又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定位，是当今中国文艺与市场关系的最合理的定位，必将匡正文艺界以“浮躁”为主要表征的文艺乱象。
    其三，习近平首次将“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论断，不仅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民族化、大众化等文艺风格意义上的论述，而且将文艺与中华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不仅阐明了中国当代文艺的民族属性，而且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在世界文艺格局中的立足之本。
    其四，习近平从当前文艺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文艺家提出四个明确希望。这四个希望中，除了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以及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外，强调了希望文艺家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
    其五，习近平坚持并在新的文艺生态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思想。继毛泽东面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之后，习近平面对的是西方标准和中国标准、艺术标准和商业标准的问题，在充分强调文艺批评对文艺发展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的同时，强调了“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这些论述，在文艺批评领域延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匡正了文艺批评的诸多流弊和错误观念。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已经成为具有系统性和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不仅有力推动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作者系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