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他期望文学家们“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
    总书记的话告诫我们，作家只有俯下身子，身入生活，心入生活，情入生活，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真诚而深刻地去反映时代的生活本相与生活风貌，多角度地表现这个时代人们丰富的创造性劳动、丰饶的内心世界和丰沛的感情生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触及灵魂，打动人心。回顾文学史，已有前辈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表率。以赵树理、马烽为主将的“山药蛋派”作家们，紧扣现实生活刚健有力的基调和时代曲折艰难的发展之路，着力反映中国北方农民所遇到的苦恼困惑、困难和矛盾，所表现出来的斗争勇气、道德力量、奉献精神和顽强不屈的创造精神，所创造的奇迹和伟业，所涌现出的新生活中的新人物。同时，他们还注重对丰富多彩的北方农村社会生活进行多角度和充满动态感地反映，真切而深刻地表现中国北方农民人性和人情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探测北方农民内心世界与感情世界的无限奥秘和无穷变化，努力对中国北方农村从宏观到微观的总体性与具象化进行准确把握。纵观“山药蛋派”作家创作的作品，没有一部或一篇不是现实题材的作品，而且都是典型的“时代文学” ，都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认为，作家应该直面现实生活。马烽曾在《真实的想法和看法》中说：“当代作家不写当代，社会主义作家不写社会主义，那是愧对时代、愧对人民的。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深刻地反映它所属的时代风貌，都在努力多角度地表现它所属时代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都在力求准确地把握时代的律动、时代运动的规律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这也就是人民群众喜爱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山药蛋派”文学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一是“时代性” ，二是“民族化” 。其时代性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总是真诚地关注现实，热烈地拥抱现实，真实地反映现实，深层次地思考现实，主动积极地表现现实。直面时代、直面现实、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的艺术创作精神与创作原则，已经熔铸成他们的人格精神。他们不会用文学创作这种人生庄重而“奢侈”的事业，去“为艺术而艺术” ，去关注自己的“一己悲欢、杯水风波” ，脱离大众、脱离现实，不会去“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 ，也不会去“是非不分、善恶不辨、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 ，也不会去“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 ，更不会去“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 ，把文学艺术这一人生终身志业当做暴名的“大风车” 、得利的“摇钱树” ，去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文明两岸播撒“垃圾” 。他们总是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真实地表现生活、反映人生，当做一种创作的方法和形式，当做一种创作的思想和态度，当做一种创作的精神和原则。
    正如卢那察尔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所说：“我们不脱离现实。我们认为现实是我们的活动场所，是素材，是课题。 ”他又说，“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的本身，它不是停在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 ” “山药蛋派”作家们认为，作家应直面现实生活，在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人事关系中，以参与者的切身感受，透过大量的生活现象与现实矛盾，洞察其本质，从而把丰富多彩的生活材料变成浸透着作家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的意象，从而把作家在工作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地解决了的问题”形象地反映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寻求解决的方法，使其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作家直面现实生活，就应该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清醒而真实地反映农村的现实生活，应该把锐利的笔触从生活的表层深入到内核，既要努力表现新时代新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和光明面，也不掩饰现实生活中尚存的老旧事物与阴暗面；既要塑造和歌颂人民群众中不断涌现的新形象，揭露和刻画反动人物的丑恶灵魂，体现出光明战胜黑暗的必然趋势，也要敢于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描写人民群众中的落后人物和“中间人物” ，对其缺点给以善意的嘲讽与批评，以发挥文学艺术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
    “山药蛋派”文学的“民族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主体内容的“民间性” ，一个是语言与写法的“中华化” 。当然，关于“民间性” ，实事求是地讲，他们在创作中并没有有意识地去描绘一个自在状态的民间世界，也没有有意识地去发掘深厚广博的民间文化。但是，由于他们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烂熟于心，由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是民间文化，由于他们对乡村与农民有一种感情，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站在民间和农民的立场上，观察和表现身边的世界和人物，甚至在外部事物与民间社会发生冲突时，也能站在民间的大地上，表现民间生活的真实状态与农民的生存本相。这些恰恰使得他们的作品在外在的“政治化”框架中，保留和暗含了一个宏厚的民间世界和生生不息的民间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人民群众喜爱他们作品的主要原因。正如学者朱晓进在《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所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也许没有哪一个文学流派比‘山药蛋派’更具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和意义了。这不仅指‘山药蛋派’的作品在题材上的地域性，既表现了三晋地区的地域性物事、人情、风俗、民性等等，而且是指在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养育下所形成的这批作家相对一致的审美意识、主题思维以及处理题材的方式方法等等，而所有这些往往是其他地域的作家作品中所不具备或并不突出、并不明显的。 ”
    “山药蛋派”文学具有十分强烈而明显的“中国面孔” ，故事模式、地域特色、人物风貌、幽默格调等非常鲜明。特别是语言风格，平易质朴、简练幽默，行文如谈家常，娓娓道来，真诚动人，在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中，无疑是具有典范性的主流文学。赵树理开创了这一条中国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走得太远，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等三代作家接过他的接力棒，积极含纳现当代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的宝贵营养，把中国乡土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带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哺育与影响了山西几代作家的风格与山西文学的格局气象，至今仍是山西文学的文化风骨与精神气质。
    特别是马烽、西戎、孙谦，为了更多的中国农民能够享受到文学艺术的公共权益，勇敢而执著地投身于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中去，走出了一条中国电影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摸索出一套中国民族化电影文学的创作经验。孙谦在《我写电影剧本的体会》中道出了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的特点：一是形象化。电影是让人看的，因此要特别强调视觉特点、具体形象。二是接得上。一个电影剧本大概可以写四十多到五十多场，一场与一场总要接得上。会接，很自然。接不好，就要“跳” 。三是话要少。电影最忌话多。“电影故事不应当是讲出来的，而应当是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而逐步展开” 。四是要有性格冲突，这是情节的基础，“写电影，一定要有矛盾冲突，有冲突，才有情节” ，“成功的电影，都是从思想深处发现矛盾，展开矛盾，因此，主题思想深刻，人物性格鲜明，矛盾激烈尖锐” 。五是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编故事，就要概括、集中，把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尖锐化，人物典型化，使大家爱看爱听” 。六是必须有活的人，“成功的片子，总是写出了人——活生生的人” 。正是由于他们把脚跟牢牢地踩在中国的大地上，站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与现实生活的热土上，把眼光紧紧地投到数亿中国农民的身上，把素材提炼、主题开掘、思想升华、形象塑造、事理铺陈和艺术创新等等，始终置身于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叙写塑造创新机制之中，置身于中华品格、中国气派与民族气质的思想基础与美学格局之中，创作出了《扑不灭的火焰》 《我们村的年轻人》 《泪痕》 《咱们的退伍兵》等一大批优秀电影，塑造出了蒋三、高占武、孔淑贞、朱克实、方二虎等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与个性品格的农村人物形象，赢得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喜欢。
    马烽1984年在《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中说：“我认为文学作品的民族化，不是个权宜之计，而应当是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优良的民族传统和独特的风格，只有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气魄、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来，从而使世界文学的大花园里增添异彩。 ”它言简意赅地表明了“山药蛋派”文学的艺术追求与创作精神。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一条中华特色与中华品格的文学创作道路，努力用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去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