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文先生《北大简〈老子〉辨伪》（《光明日报》2016年8月8日第16版，以下简称《辨伪》，本文提及的北大简《老子》图简可参见该版）说：“北大《老子》不仅是今人伪造、书法拙劣的汉简赝品”，且“整理者在整理、发表材料的过程中”，“涉嫌二次作伪”。但读了《辨伪》以后，并不能得出上述结论。
    关于竹简形制的辨伪
    关于“简背划痕之伪”。简背划斜痕的目的是，便于识别前后次序，便于系绳编排。《辨伪》咬定这里可觅今人造假之证，理由是第84简、第187简没有划痕，有悖于整理者所说的是“形制规范”的古竹书，只能是今人所为。我们认为，恐怕恰恰相反，今人所为“必整齐划一合乎规范”，古人所为“只求能识别顺序足矣”，没那么多“规范”意识。划痕工艺，一是如整理者言，工匠先在圆筒上划斜痕，斜痕就不在同一截面上，剖竹制简后可排列成有斜痕的大型简平面；二是也有可能先剖竹制简，合用、不合用者一律排入，后者到抄写时替换，排成一大型简平面，然后抄写，抄写前在同一平面上划一根斜线痕以编序，这样方便得多，操作容易些，准确度也高。第一种操作法在圆竹筒上画斜线，是一种违背几何学原理的做法，操作起来颇困难，跳过一二间距未划上的可能性极大。诚然，古人也可用第二种方法操作，亦多凭眼力瞄准进行，有划痕而不合用者临时替换之。不过，要是今人造假，一般会采用第二种做法：划斜痕方便，不会漏划，如用三角尺作准线，那就是更准更全更完美的一斜线，拼接时无难度。今北大简斜痕的斜度不一，准确度不高，甚至难以对接，还有第84简、第187简两缺痕，正可知非今人所为，知其为古代工匠凭经验、眼力划下的。正所谓“朴蔽存真”，今人造假会力求乱真而求准确度，不会愿意做得如此粗鄙、多阙、有讹、露破绽的。至于第182简、第183简的斜痕延长线不重合，与他简斜痕线也不重合，也是同样的道理。第86简背面斜痕延长线与其后相接的第87简至第89简斜度不一，当也如此原因，不当为“作伪者试图伪造‘前后衔接’的完整划痕未果，而留下的破绽”，果真如此，第90简、第91简斜度一致，与第92简又略错开；第87简至第89简斜线与第90简、第91简斜线又略错开。如此看来“造假者”连留三个破绽，比《辨伪》一文说的还要多出两个，这造假者工艺水平差到接连露馅的地步，也太不够格了。
    关于“竹简长度之伪”。按《辨伪》一文的说法，古竹简的长度应该是一致的，不允许有长短不一的情形出现。这也是理想化的说法。郭店简《老子》就有长短不一的情形，连甲本也只做到了大体一致，甲本第1简、第2简不同长，第2简与第3简、第4简不同长，第26简有残，但恐增长后亦最短。乙本、丙本长短不一者比比皆是。事情恐怕恰恰相反，如果造假，最能显山露水的长短问题总得要率先解决之。文中还讲到整理者“略施小技”，故意掩盖“竹简长度的伪简特征”。经查，北大简图版七第53简后分成十四组公布之，调整简长，各组简数不一，整理者这样做是分组以方便读者观览竹简面貌，竹片原始取材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可分组观其整齐的，且也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北大简释文注释中，第53简后不存在任何“齐简长而乱简序”，如第十九章第53简共12字对应王本五十六章帛甲本第40简部分内容；第二十章第54简共28字对应王本五十七章帛甲本第40简、第41简部分内容；第二十章第55简共28字对应王本五十七章帛甲本第41简、第42简部分内容，第二十章第56简共28字对应王本五十七章帛甲本第42简的部分内容，第二十章第57简7字对应王本五十七章帛甲本第42简、第43简部分内容，如此等等。可见，一是简序不乱，没有受图版分组整齐观览的任何影响，简序与整齐观览无关；二是各简字数不一，可能字多字少而简同长，也可能简长不一，这就可推测抄写手抄写时用简实情，绝大部分用简按斜痕标序取用同长简，也可另取他简插入以适字数之需；三是内容复原编排对应准确无误，整理者使简书回到了文本的历史在场。总之，无今人造假之迹，无整理者“蓄意误导”之嫌。
    关于“先写后编”之伪。北大整理者据简背斜痕标序，推知汉简是先抄写后编联的，但也不排除先编联后抄写。这本来是研究古简的慎重态度。《辨伪》文以“当初不编，事后搬移必乱”为由，一口咬定北大简只能是“‘先编后写’而成，本无疑问”，并说：“通观全篇，所有简文都避开编绳位置，是先编后写的常识性特征。”今谓：上下两道或三道编绳皆横直进行，且一般可选择起编位置点，必不与斜痕标记相重，亦无应然必然的确定位置。文中举出有关编绳位置错位，特别是第154简末“下”字“精确避开下编绳位置，违例书于下编绳之外，是先编后写的明证”，既然编绳横直，起编位置任选，所举编绳错位、“下”字“违例”“明证”之说，都不合适了。整理者以“先写后编”为主的推测乃“蓄意误导”之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竹简书法的辨伪
    关于“书于残简之伪”。《辨伪》一文举出图十第2简沿划痕断裂后两板块上的“無”字和“以”字，上板块“無”字字形上倾，右半被挤压变形，底部笔画偏左，试图通过避右半残断而仍能写成个完整的“無”字，整个字形逼仄内敛，器局萎琐，而下板块“以”字是落落大方的典型汉隶。“無”“以”二字形成同简字形上的风格、书艺对比，今人造假所致几无悬念；对照图十一第1简上的三个正常汉隶的“無”字，无拘无束，体态自然极妍，第2简“無”字隐藏着的造假秘密似更可昭然若揭。其实，《辨伪》一文以同一字或不同字的书艺不同、大别来说明研究对象的真假，是不足为训的。古代抄手一般都善书法，恐汉代尤甚，因汉代讲究文字小学工夫，不善书艺者也会把字写好，逸出书艺。书艺讲究各字写得不同，错落有致，揖让并存，俯仰不一。连第1简上的三个“無”字的书风也不同，第2简“無”字与此三“無”字不同，合乎书艺之理。要说相同，四个“無”字都写得右侧上扬而左侧下倾，内在结构疏密得当，清晰不混，大书风四个“無”字无别。差别在于书艺结构要素横、竖、撇、点、折上，图十一左“無”字底部左撇笔取收势，右捺笔取上略放势；中“無”字左撇笔取略放势，右捺笔取大放势；右“無”字左撇笔取收势，右捺笔也取收势。可见此三“無”字书艺元素不同，书风不同。第2简上那个“無”字，与此三“無”字不同书风，何足怪呀？如上所说，四个“無”字大书风相同，还不止此，深入到书艺元素看，第2简“無”字左撇笔与右捺笔都取收势，与图十一右“無”字正相同。如此看来，以第2简“無”字与第1简三个“無”字书风不同来说事，是无法成立的。再看第2简上的“無”字和“以”字之大别，如前所说，书艺讲究错落有致，毫不奇怪；再则，落实到书艺元素看，第2简“無”“以”二字同者不乏，“以”字右下捺笔大放势，是也，但仔细看，放中有收，亦是也；“以”字右侧左撇笔完全取收势，正与“無”字两收势同。
    关于“拼复残字之伪”。《辨伪》一文以第十九章第52简5个“得”字说事。无疑，这5个“得”字如同前述4个“無”字那样，书风各不相同是必然的。但作者主要抓住第二个“得”字（图十二2a），即“亦不可得而疏”句中的坏字“得”的拼复问题，与其余四个“得”字“不可得（1a）而亲、得（3a）而利、得（4a）而害、得（4a）而贵”相比，得出2a“得”拼复造假的结论。作者将坏字2a“得”标为5个区间，得出整理者拼复后“得”字与其余四个“得”字的对应区间除损坏部分不可辨不可比外，尚有大别不同的结论，对此，如前所说，是抄写者书艺结构件不可能相同所致，古人书艺既讲究“字不同而同笔”，也讲究“字相同而不同笔”，以求书体和笔势的对立统一的中华辩证之美。2a“得”字与其余四个“得”字相比，显得笔势处处不合情理，如波挑不到位、结体违常态等，并非什么今人“作伪者失败的书法作伪所留下的破绽”，倒极可能是古抄手的“同字不同笔”的书艺变化，抑或甚至是败笔书艺所致，殊无足怪。作者还将2a“得”字按5个区间重新拼合，是个不成“得”字的碎片形字形，于是指责“整理者为了使之接近作伪者试图伪书的‘得’字，不惜对伪简材料进行了‘二次作伪’”，这就牵涉到古字坏字形修复拼合的方法原则问题。写汉字与中国画一样，是散点透视法，但散点不散，因内部结构性笔势讲究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外部位置安排讲究错落有致，故总是显出书法美，甚至有似焦点透视呈现立体感；文字形体构件则按“六书”（“四书”）规则组合之。古字的拼复正应按散点透视法、内部互补法、构件“六书”规则拼复之。对照此，整理者拼复2a“得”字不排除合法性的某些缺失，如聚散不当而过于紧凑，但以近真求实的总趋势和做法来拼复坏“得”字，不违反上述两法一则，不存在“二次作伪”问题。
    关于“‘二次作伪’之伪”问题。因为有了2a“得”的拼复残字之伪，在“可得而疏”句中看，便有了“‘二次作伪’之伪”的说法。《辨伪》将2a“得”改拼成流星碎片形之后，据说是“对整理者拼复过程某些环节的复原”，即图十四2被整理者隐匿，公布的是被整理者篡改后的图十三3。细辨图十四2与图十三3的区别，全在于2a“得”字被拉长成碎片形，图十四2也被拉长，前已辨正整理者对2a“得”字的拼复无大失，未犯着“二次作伪”，图十三3“可得而疏”的整理也就不存在“‘二次作伪’之伪”。
    文献校勘和训诂是识别真假的利器
    《辨伪》一文在汉字辨伪上热衷于用机械论的字形构件的分割技术，来肢解、隔离字形构件、符号而说事，殊为不当。我们认为，传统的文献校勘学、训诂学才是识别真假的利器。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展开，仅举二例。
    就拿北大汉简《老子》第一章第1简、第2简有四个“無”字的三句话“上德無为而無以为，下德（为）之而無以为，上仁为之而無以为”为例，第二句“無以”之“無”被作者看作“书于残简之伪”，此说难以成立已如前述。帛书本《老子》第二句作“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无“下德”句，王弼本《老子》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其余世传本亦多同此，第二句唯北大本如此，似无文献依据，是否伪造出错。但考校古本，唐傅奕本、宋范应元本、元代楼古本均作“下德为之而無以为”，如此看来，北大汉简本、傅本、范本、楼古本皆有所本。又日本岛邦男《老子校正》引西汉初严遵本有“下德”句，而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后来的王本同此。岛氏校为“下德为之而有不为”，并说：“严本作‘有不为’，今本系改易。”今谓“有不为”当是“無以为”的一部分，或严本参酌汉简本而成。
    又如北大简第四章第14简：“大器勉成。”王本第四十一章作“大器晚成”，从北大简上文“大方無隅”，下文“大音希声，天（大）象無刑（形），道殷無名”看，此不当作“晚成”。帛甲本全残毁，帛乙本作“免成”，无所成，当是。先秦勉、免互通，汉简本、帛乙本合古本《老子》原意。郭店简乙本作“大器曼成”，廖名春以上文“大方亡禺”推知“曼”训“無”，甚是。又勉、免、曼上古皆明母元部字，“免成”“勉成”实际上是“曼成”在古代的异写，“晚成”则于义不类。
    以上二例，要是北大《老子》简（2012）223枚（全部北大简有3300多枚）作伪，据何种底本作伪呢？据帛本（1980）、郭店本（1998）？从时间间隔看，恐来不及制造！据王本，也不像。要是今人作伪，作伪的底本应该能查得出来。从北大简特有之“無以为”“大器勉成”看，皆于古有据，于本罕见，当属古人以某一已经亡佚了的更早的古本为底本的抄写本，与今人毫无关系。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1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