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平
    主持人语
    这应该只能算一个指南和索引，我们摘录出来发表，是希望让更多的研究者知道陈晓明教授“用10年的时间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的工作现场和成绩，进而去读这本叫《众妙之门》的书。
    孟繁华教授在他的长篇书评里说陈晓明的这本书“试图用细读的方法构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典的努力，还是有迹可循的”。确实如此，选择谁，选择哪部作品来“细读”，“细”中自有“大”的当代文学史想象和建构的期许。
    这本书的矫正意义动机是显豁的——陈晓明自己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未能完成文本细读的补课任务”。我理解，这个“补课”既是陈晓明教授“个人”的，也应该是整个当代文学批评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恰恰是文学的动人魅力。谁能洞察文学之门？谁能打开文学之门？谁能跨入文学的门槛呢？陈晓明教授的批评实践，以及实践中蕴含着个人的修辞风格、审美趣味和文学经验等批评方法，能不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范式”，甚至每一个批评从业者入行的基本能力？
    
    陈晓明
    
    先锋小说无疑对汉语小说的表现力做出了最为有效的拓展，作为它的副产品，也为文学抵达人类的经验世界提示了延伸的空间。寻根文学同样也是观念化的文学，但它的观念化不再被主导意识形态所约定，而是有文学共同体的立场和主张。这恰恰是让文学真实地回到生活，具有生活的真实质感，而且没有别的观念化的冲动。
    马原《虚构》、格非《褐色鸟群》、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王小波《我的阴阳两界》、莫言《生死疲劳》、贾平凹《秦腔》、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家及作品，如山如水，如风如树，将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坛结构为一片奇妙的景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片景观的复杂魅力，尚未完全被许多读者深入了解。
    马原的《虚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艺术变革的最鲜明的标志。它公然以“虚构”命名，就是直指现实主义艺术规范的“现实性”与“虚构”的关系。它表达了80年代中国小说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小说方法内在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博尔赫斯的小说在文本细节上的独特联系，体现了80年代中国小说寻求突围的独特路径。当然马原有他独到的小说经验，他的小说诡异莫测，进入异域神秘经验所达到的境地，它对特殊的身体疾病与性爱经验的揭示，相当大胆地越过了当代小说经验的限度。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拓展了人们对世界与生命存在的感知深度和广度。
    格非的《褐色鸟群》可以说是80年代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也是当代小说中最玄奥诡秘的文本，它对真相的掩盖与探究，反倒激起人们思考时间、记忆与存在的变异这类形而上的问题。直接感性与形而上的经验结合得如此玄奥，这就是当代小说建立的文学世界。
    《在细雨中的呼喊》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还带着先锋叙述的鲜明印记。作为成长小说，它在80年代如此有力地打开了儿童精神分析的空间，用儿童的眼睛看成人世界，进而揭示那个时期的困苦与荒诞。小说对心理分析的细致入微令人惊叹，撕碎生活的勇力和能力也不同寻常。
    80年代的先锋小说无疑对汉语小说的表现力做出了最为有效的拓展，作为它的副产品，也为文学抵达人类的经验世界提示了延伸的空间。苏童的《罂粟之家》堪称唯美主义的代表作，且不论它对历史的重写，对阶级与人性的独特把握，对宿命的感悟，这些在20世纪汉语小说经验中，已然是别具一格。它对感性的表现也算是汉语小说中的登峰之作，描写与诗情、颓废与无望、刻画与写意，都可谓笔法精湛，令人惊异于在80年代后期，何以有/何以需要这样的唯美与抒情？
    阿城的《棋王》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显示了80年代中期少有的文学自觉，此前的汉语文学受制于历史理性的需要，主要是从观念上来把握现实生活，不管是启蒙还是阶级论的观点，其观念化特征都无疑是鲜明的。寻根文学同样也是观念化的文学，但它的观念化不再被主导意识形态所约定，而是有文学共同体的立场和主张。《棋王》回到知青的生存状态去写他们生活的日常性，他们存在的真实方式，例如吃饭的需要与方式。这种朴素唯物论的思想，恰恰是让文学真实地回到生活，具有生活的真实质感，而且没有别的观念化的冲动。
    王安忆的《新加坡人》在上海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来讲述一个在上海经商的新加坡人的故事，关于文化认同与家国身份的困惑，又与一个男人漂泊的寂寞结合在一起，故事讲述得委婉曲折，细腻别致。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可以读出对这个时期生活的精细表达，王安忆细密清晰地呈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那些生活的细部细节，那些微妙的心理，都让人感受到了作者给当代生活留下的鲜明印记。王安忆有意回避人性欲望的复杂性，不追求大悲大恸的故事，她的兴趣在于写出日常生活的那些细部，那些蜿蜒游离而又终有着落的心绪。日常生活在文学书写中的合法化，并非是文学落入世俗和庸俗的佐证，在当代中国，它可能更具有价值重构的意义。
    白先勇在台湾现代作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对《牡丹亭》情有独钟，他介入现代派则是以对《牡丹亭》的某种处理为导引。《游园惊梦》可以看作白先勇步入现代主义的突出标志，以其独特身世经历，在现代性历经巨大变异之后，写出个人在历史中坠落的情态，尤其是通过女性形象来表现人生命运多舛之痛楚。他运用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人物心理的复杂微妙变化，可见出艺术探索之可贵。白先勇这样一个如此具有传统意味的作家，何以也要靠近现代主义？他的古典气质给予现代主义以别样的意味，也使中国的文学传统获得了另一番美学景象。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可以做多种解释，怀旧与对伦理的回望显然不能包裹住这篇小说。这篇看上去平实朴素、优雅感伤的小说，可以用更尖锐的后现代伦理学去撬开其内核，南希的“自我相异性”可作为阐释这篇小说的理论依据。白大省并不想固定存在于一个厚道奉献的道德形象里，因为在这些奉献中，她的生命实际上并未获得肯定性意义。她想生动，想成为富有魅力的女性，想成为西单小六那样的女性，但她却永远成不了。永远有多远？那种被时间化的距离其实只有咫尺之遥，这里面隐含着女性对自我认识的复杂结构。铁凝在书写女性内心的渴望时，自然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情愫。在这种叙事中，我们再次看到，被理性现实主义压抑的中国浪漫主义传统，如何以潜流的方式奔涌不息，在那些历史的与美学的缝隙中寻求解释的各种途径。
    王小波的小说一直有一种自由的品性，他始终在表现身体的困扰。显然，自由不只是精神和灵魂的问题，它要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我的阴阳两界》表现了王小波相当直接的对身体压抑的批判，小说的构思十分独特，在阴阳两界的双重结构里来展开故事。生命存在的世界不只是过去与现在，而且还有阴界和阳界的区别，它们相互分离，也在不同的方位交错变异。这篇关于身体困扰的叙事也挑战了感性的限度，王小波从来不回避身体的感性存在形态，那里有困扰、有病态、有抗议、有温情。他关于身体的书写不只是突破了感性的樊篱，也是当代对身体与精神自由思考的最深刻的表达。
    王朔是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期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改变了文学写作的基本姿态和方向，在王朔之后，个人写作才成为可能。在这个历史时机，王朔无意中承担起了这样的角色，他本人的天分和生存状态也使他能担此角色。然而，沉寂了十多年的王朔，在新世纪要“王者归来”，却转向了寻求信仰和纯文学，这让文学界和媒体都猝不及防。《我的千岁寒》确实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文本，它被称为小说本身就是对当代小说变革的再度挑战，它引入禅宗的资源，并且在叙a述语言方面做得相当纯粹和精致，也不乏实验性的手法夹杂其中。尽管从常规小说的趣味来评判这部小说的艺术性还让人十分踌躇，但从当代小说艺术变革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把宗教、语言实验与当代精神的迷惘结合在一起，它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贾平凹的小说都具有最坚实的本土特色。90年代初，关于《废都》的争论成了影响面最广的一个文学事件，焦点是《废都》写了性，如此露骨地写了性。关于《废都》的道德批判给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重新出场提供了最有效率的话语机制，但我们今天或许可以重新审视，贾平凹何以要在90年代以露骨的性描写来揭示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问题？这个时代的精神困扰，只有通过身体的焦虑才能表现吗？经历过《废都》的争论，贾平凹在21世纪过去几年出版了《秦腔》这种关怀现实的作品，他以更为平实朴素的笔调来写乡村生活，写出那种原生态和颓败的乡村景象。《秦腔》与《废都》一为乡村，一为城市，二者风格迥异，它们显示了贾平凹另辟蹊径的努力。《废都》的焦灼放纵与《秦腔》的质朴本真构成强烈反差，前者试图回到传统美文，后者却是贴着土地在写；很难说何者为高，只是作者开掘不同的表现方法而已。但《秦腔》确实表现了回到本土、回到汉语的小说具有厚实而真切的当代性。把这两个文本放在历史语境中来阐释，是要看到小说文本是如何与历史发生关联，并且历史意义又是如何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小说文本内的。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他并非是刻意要在马尔克斯之后来说中国的故事，只是去写出20世纪中国乡村农民的本真生活，对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小说令人惊异之处还在于，它并不依赖编年史式的叙事，而是一个乡村农民改名的历史。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这是他从小就想成为，却永远没成为的那个喊丧人的名字。这部作品开辟出一条讲述乡村历史的独特道路。小说对中国乡村生活与历史的书写，一改沈从文的自然浪漫主义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宏大现实主义传统，以细致委婉的方式，在游龙走丝的笔法中透析人心与生活的那些关节，展开小说独具韵味的叙述。这似乎是从汉语言的特性中生发出文学的品质。它表明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学性，并且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
    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积极肯定，也表明莫言的作品经得起世界文学标准的考验。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从《檀香刑》到《生死疲劳》，直至《蛙》，我们看到中国进入现代历史的苦难历程，分析这样的文本，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历史中，同时回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中。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莫言的作品的艺术含量，他对当代文学变革的贡献，甚至向世界文学贡献的中国文学经验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