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征文选登
    吉林省委宣传部 《文艺报》社 吉林省作家协会 合办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美学传统的探讨与省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激活中华文脉源流。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对《史记》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巨著，加以审美探讨的意义所在。
    自西汉以降，至于唐宋明清，学者对《史记》的评说，代不乏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在对其思想文化与艺术美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对其蕴含于其中的批判精神和英雄主义审美观，则少有深入探讨者。拙文拟以司马迁的时代与思想为考察起点，着重就《史记》的以上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史记》的美学意义及其影响
    《史记》既重视“实录”，又重视文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采，是美学的重要内涵，但它并非单指辞藻之美，其主要含义，乃在性情深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文附于质”的概念，他说：“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又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性情。”（《文心雕龙·情采》）这里所谓“性情”，即指思想感情。思想感情为“本”，为“质”；文采为“花”，为“叶”。花叶繁丽，黼黻成章，便成文采之美，但与思想之“质”是不能分离的。否则，“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情采》），《史记》的美学特质在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激活了作品艺术美的源泉，于是奇思曼想，流宕而出，豪情远致，涌于笔下。《史记》审美的文学意境，即由此产生。某些篇章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其中人物描写，已是小说境界。这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尤其唐宋传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至于对散文的影响，文献记述在在多有，唐代著名古文家韩愈、柳宗元对《史记》推崇备至，甚至作为学习的规范。“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杨雄。”（《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书事》）。韩愈说柳宗元的文章则谓：“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骃）、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记》引）。柳文渊源所自，以《史记》为多，这从柳宗元自己的话中也可找到证据，他曾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柳宗元集》：《答韦中立书》）所谓“洁”，有简明峻洁、奇崛幽逸之义，柳文承继《史记》散文之美，可读而知之。更为明显者，为宋代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 祖述马迁，宪章《史记》，深得后人评赞，清代学者吴德旋评《新五代史》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史记》的艺术美学对后代小说与戏剧的影响最为深巨。中国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本与历史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已如上述。《史记》作为正史域界中的高峰，历史与文学合融，为文艺美学铸就了一座空前的丰碑。中国古代小说，多搜逸猎奇之作，载于逸史中的故事，加以点染幻构而成小说者，当首推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学者马振方先生谓为“我国小说的开山之祖”，洵为确论。（马振方：《中国早期小说考辨》）艺术想象是小说构成的显著特色，《史记》中所写诸如李广射石没羽，秦始皇使者遇山鬼……皆以虚构手法出之。其中许多人物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借用，为文艺美学的广大领域，开拓了灿烂的文艺景观。清初金圣叹将《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游记》，称为“六才子书”而加评点，《史记》的文艺美学意义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印证。他把《史记》与《水浒传》加以对比，认为《水浒传》是参照《史记》的艺术手法来写的，他说：“《水浒》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他还拿出许多篇章来，两者相互对比，以证实《史记》对《水浒》的直接影响。《三国演义》承袭《史记》之处更为明显，如《史记》写楚汉之战垓下之围，汉将追项羽，“项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种夸张的文学笔法，便为《三国演义》所借用，写张飞长坂坡拒曹兵，喝断桥梁，实为同一笔法。毛宗岗对此颇有体悟，他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甚至《儒林外史》《红楼梦》，也明显受到了《史记》对人物描写的影响，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说《红楼梦》是“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盲左指左丘明，腐迁指司马迁——笔者注）由以上可见后世小说受《史记》影响之一斑。
    《史记》对中国戏曲的影响亦备受关注，它载有的大量悲壮、瑰奇的故事和生动传奇的人物，成为后世戏剧家理想的素材宝库。从元代杂剧到明清，如《赵氏孤儿》《萧何月下追韩信》《卓文君》等等，无不脍炙人口，代代流传。
    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对《史记》的评价是：“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章学诚：《文史通义》）其评价之高，实为中华文化史所罕见！
    扬善贬恶的批判精神
    历来儒家是重视“温柔敦厚”的，某些学者尤以“致中和”为倡导，留下了许多不遗余力亟亟追求的话语记载。司马迁崇尚孔子，服膺儒学，他的批判精神从何而来呢？这需要对“中和”加以解释。在封建社会处于阶级矛盾加剧的时候，统治阶级及其学者，往往将“中和”思想说成是儒家思想的本色加以提倡，目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拯救社会危机。其实这是后世俗儒对于真正孔、孟儒学的曲解，真儒学在孔孟那里，是重视道义担当的，并非只是一团和气，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刺，兴寄，是诗的要义，也是孔子在《诗经》中提出来的美学观。“中和”哲学思想的产生，其基本出发点应是关于人生道德的学问，扩张而成为“礼乐制度”，便是统治阶级的封建礼教了。《礼记》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论篇》）礼乐的教化功能，意在培养人性的善美，而“礼乐制度”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试想，在封建体制的汉代，皇帝贵族能对被统治阶级的民众做到“揖让而治天下”吗？当然不可能。因此，所谓“中和”，所谓“致中和”，用之于人性教化则可，用之于政治权术则伪。西汉初年，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其社会景况足以说明，阶级矛盾与阶级对立的实际，与人际和谐、社会有序的“中和”美景，是多么的不相协调。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离汉朝建国60余年，国家内部虽经“文景之治”，社会民生有所改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外征伐，战争频繁，朝廷内部则歌舞升平，封建贵族与农民阶级的矛盾逐渐加剧，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对立的社会矛盾无时不反映在社会生活之中。《史记·孝武本记》载：汉武信神仙方士，求长生不老之方，数度登山渡海，以求仙人。为接纳神仙，不惜大兴土木，建柏梁台、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评汉武帝道：“耗彼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史记·孝武本纪·索隐述赞》）这就是司马迁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百姓则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为了麻痹民众，化解人民的不满情绪，贵族高层倡言“中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适应时代需求。 孔子作《春秋》，是承认历史变革的，深寓发扬王道、扬善惩恶之义。“《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由此看来，儒家思想并非全是“中庸”，在孔子那里，早期儒学，变革的思想是早就存在的，并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易·革》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这种变革的思想，是为孔子所称道的。当时“革命”一词，主要是变革之义，革者，变也；命，指天命。新旧更替，是自然规律（天命），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司马迁十分崇仰孔子，他在《孔子世家》中称赞孔子说：“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他继承了孔子与孟子的“仁政”思想，但对于当时董仲舒所倡导的“君权神授”及阴阳五行学说并不赞赏，“他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他曾经游览各地，访查民间史籍与历史异闻。可以想见，对于百姓疾苦，社会民众的心声，他是有所了解的。再与他个人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促使他的思想感情，同情民众，嫉恶扬善，使《史记》的叙事融入了批判的锋芒。范文澜说：司马迁“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这就是《史记》所以富有批判精神的内因与外因。
    《史记》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在其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与评价上面。历来评说《史记》者，多将其写作优点归结于“实录”，班固最赞赏此点，他说：“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谓“实录”，实在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实录是指记录一个朝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类似于大事记；或记录帝王的生活行为，类似于“起居注”，这叫“良史”吗？显然不是，因为某些官修史书“实录”而不实的事情，在在多有。烛影斧声，出自宫廷，疑案隐情，难究其真。故“信史”而不信的原因之一，便是由“实录”造成。只有对《史记》的“实录”加以正确的理解，才能真正明白《史记》的美学意义。司马迁自己说：为了不辜负先人所言，将“汉兴以来，至明天子”的种种“圣德”记录下来，这是他分内应该做的。接着便表示：“余所谓述故事，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段话，历来研读《史记》者鲜有论及，今特拈出，略加辨析，以便进一步探讨《史记》美学的真实面貌。
    “述”是记述，“作”是创作，两者含义不同。《汉书·礼乐志》谓：“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司马迁在序言中，通过与他的僚友壶遂的对话，公开表达自己写作《史记》的态度是“述”而不是“作”，这是颇有深意的。无独有偶，孔子也同样说过“述而不作”的话（《论语·述而》），但是，《史记》的美学内涵与笔法，却恰恰是极具思想个性的前无古人的“一家之言”。笔墨之中，饱含感情；述往思来，深寓褒贬。这怎么能是“述而不作”呢？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部史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产生这样的效果，不是对古史记载照本宣科就能达到的。司马迁崇拜孔子，信奉《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以此作为自己修史的目标，其中因缘可想而知。他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创新了记事结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彰显了《史记》的批判精神，这是除孔子之外无人做到。
    《史记》的“实录”，不是照录历史记载。《史记》没有为“实录”所囿，而是作者以自己的史识与思想感情，将前至远古后及汉代的史籍与逸文，遍加搜拣，辨伪存真，将史识与思想交融，感情与文采联姻，方才成就了一部具有艺术美学价值的文史巨著。因之，《史记》的美学意义非因“实录”而生，乃因性情而贵。那么，司马迁的性情是什么呢？可用八个字概括：发愤为雄，疾恶扬善。他自己说：孔子作《春秋》，屈原著《离骚》，左丘明写《国语》，都是“发愤之所为作”，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的意思是，自己写《史记》的心情和动机，是与孔子、屈原、左丘明相等同的，这是真实的自述。孔子以“至圣”之材，当时周游列国，厄于陈蔡，抱负无施展之地；屈原志洁行廉，才华盖世，一腔爱国热血，空洒汩罗之江……司马迁想到自己，本来心怀为国建功立业之志，却因“李陵之祸”而被处宫刑，这对他“发愤而作”的心理影响是必然的。 但要明确，他的“发愤”，并非只是对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愤恨，而更多的是对自己不能实现理想抱负而产生的“孤愤”之愤。明于此，便知他以发愤为雄的意志，疾恶扬善的情怀，将《史记》作为“名山事业”，以“思来者”，已经显现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尚勇重义的英雄主义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是作家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马迁的审美观，以取鉴于《春秋》为多。他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又说：“《春秋》采善贬恶……非独刺讥而已也。”所谓“非独刺讥”，实际就是有刺讥，只是“非独“而已。史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便显示了《春秋》的“刺讥”内涵。《史记》所取素材，当然不会离开六经、诸子，但司马迁似乎很重视传闻逸史，他说：为写《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选》卷四十一）《史记》中出现的那些民间下层的慷慨侠义之士，舍身报国英雄，无不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念。他继承了儒家的“仁学思想”与“浩然之气”，发扬了《春秋》扬善贬恶的“微言大义”。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初期，其时儒学盛行，他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思想之倾向性，表现于《史记》中，便是对国家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对贤能义士的高度赞扬。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审美观。学者韩兆琦在《史记评议赏析》一书中说：“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去世两千多年了，但《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作为一道光辉夺目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似乎是直到解放以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是一个直到现在还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诚哉斯言！愚以为，《史记》的美学特征，重点体现在所传写的人物上面，即在于艺术地、深刻地对人物的营造刻画上面。人物是构成历史的主体，也是美学由以生发的根源。《史记》的叙事，通过运用曲折的情节，以英雄的事迹、特异的色彩，来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体现人物的价值观，读来回环跌宕，沉雄悲慨，迥然自成气象。《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知道此行无论成功与否，自身必死，行至易水之上，送行者皆哭，他和乐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对壮士的颂歌，也是对英雄的慨叹。值得格外注意者，是《史记》对社会下层平民人物的传写。封建社会的史书，多是帝王将相的“功德”记录，而创各种人物的记传体例，并将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以重笔写入史章而成系统者，当自《史记》始。这不仅为后世的史传书写体例提供了重要经验，更是标志着一种新的审美史观的诞生。这些被司马迁写入历史的社会下层人物，人虽寒微，却具有尚勇重义的节操，他们或为家国利益而拼博，或为理想而奋斗，不畏限险，敢于牺牲。如写身为农奴，为人佣耕的陈涉，为改变被奴役的生活命运，在起义抗秦之前，曾辍耕于陇上而叹曰：“苟富贵，无相忘。”这一伟大的社会理想与号召，给人们带来的是多么深刻的历史反思！鲁仲连是一个无职无权的士子，但他“好持高节”，“高才致远”（《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当时秦国强盛，称霸六国，恃强凌弱，屡犯他国疆土。这时秦出兵围赵，赵迫于压力，欲尊奉秦为帝。这等于是向秦国屈服，承认秦的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纵容了秦的强横。鲁仲连以为不可，他为赵国画策，施以外交手段，终于迫使秦国退兵，赵国得以保全。赵国感恩于鲁仲连，欲封他官职，他不受；又赠他千金，仍不受。说道：天下之士所以为贵，就是为人做事，不是为了获取利益金钱，否则，“是商贾之事也！”遂辞别而去（《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为了受害国家与受害人民的利益，他谋击强权之秦，这无疑是正义之举，而又拒受名利，这是何等精神？尤其把看重金钱的行为，说成是“商贾之事”，并大书一笔，从中所道出的社会理念和道德审美观，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深思。司马迁不惜笔墨为一个普通士子专门立传，其思想感情是不言而喻的。
    西汉著名文学家杨雄评价司马迁：“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法言·君子篇》）对这一“奇”字，历来众说纷纭，多数认为指司马迁评判人物，选定篇章，著重倾向于奇人奇事，尤其重在建功立业品行特殊之人，这是不错的。但细按《史记》内容，具体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史记》130章、53万言的篇幅中，专写人物的列传的字数，占全书百分之七十，在这些人物中，尚勇重义的英雄人物，往往令人印象深刻，感慨难忘。这是《史记》有别于其他史著的重大特色。在因《史记》而流传至今的人物中，那在敌国强势面前，为了国家利益而无私无畏、大义凛然者如蔺相如；为报亡国之仇而自苦其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为坚持强国谋略，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乐毅、田单、晏婴；还有不惜以生命与腐败势力进行生死斗争的屈原等等。即便是生活在民间的下层人物，如荆轲、程婴、郭解等，因为他们的高尚品行，也在《史记》中被浓墨重彩书写，显其德行，彰其品节。这些人物，司马迁是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写的，是作者英雄主义审美史观的深情表达。所以，前人评说司马迁的“好奇”的“奇”字，更深层的含义应该是一种气概、一种思想、一种审美倾向。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了英雄却不知敬重珍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颂扬英雄从而记住英雄，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神圣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毫不过分的。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的英雄、中国的脊梁，是一种永远不败的力量。《史记》以英雄史观为基调的审美书写，弥漫着雄浑刚烈之魂、慷慨激昂之气，在历史发展的文艺美学的长河中，实属博大精深，独树一帜。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就中国艺术方面——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宗白华《艺境》，《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美学传统的探讨与省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激活中华文脉源流。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对《史记》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巨著，加以审美探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