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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戏剧表演艺术的新高度——评商洛花鼓戏《带灯》中李君梅的带灯形象塑造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国文化报 李星 参加讨论


    
    尽管曾获得过标志着戏剧演员最高艺术成就的梅花奖、白玉兰主角奖等多种荣誉,但凭借一个地方小剧种商洛花鼓现代戏《带灯》获得2016年文化部文华表演奖,对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的李君梅来说,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商洛花鼓戏以地域民歌、山间小调为基本音乐元素,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成形的地方小剧种,虽有贴近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轻快、自然、朴素的音乐表现力,但也给人地域性过强、行之难远之感。在商洛花鼓戏曲音乐发展历史上,2015年上演的现代戏《带灯》有着里程碑意义。首功是商洛籍著名作家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的文学原创,是该剧戏剧文学改编及导演徐小强、该剧作曲辛书善。但在该剧音乐创作和可能更为重要的表演中,主角带灯的扮演者李君梅更是功不可没。正是她天赋甜美、宽阔的嗓音和丰富的秦腔演唱功力和经验,激发了作曲家辛书善花鼓戏唱腔创新的艺术激情和信心,为该剧创作出一套令观众耳目一新、开阔大气的花鼓戏音乐体系。在李君梅的成功演绎下,带灯这个乡镇青年女干部形象生动鲜明。她的演唱随着人物情绪变化,或浅吟低回,或激情四射、高亢响亮,不仅给观众流畅、丰富、激越的音乐美感,而且使带灯这个“带着光明飞行”的人民的好公仆、党的好女儿的形象可感、可触、可亲、可敬,立体地呈现于舞台上,实现了地方花鼓戏走向全国性戏剧舞台的一次大飞跃。
    戏剧艺术是一门以“唱”为引领,“念、做、打”四功一门也不能欠缺的艺术。与现实生活同步的《带灯》是接地气、具有浓重的现实生活质感甚至泥污的一部戏,主人公带灯所负责的维稳工作,处于乡镇日常工作的前沿和矛盾中心。一方面她要与未树立正确权力观、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上级和同事周旋,另一方面还要与有保护伞支持、仗势欺人的乡村黑恶势力斗争。在樱镇这个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她还要教育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农民正确维护自己的权利,又要帮助发展生产,帮他们解决温饱和看病等生存难题。刚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带灯是一个面对群众苦难、不幸、诉求,决不推诿、敷衍、逃避,具有责任感、同情心和一心为民的人,这使她常常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正如贾平凹动情地说:“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悲愤和忧伤。”编剧、导演徐小强说:“带灯把民心、民意、民权、民情、民苦全装在心里,虽自己蒙受委屈,但使每个民众都点亮了心灵之灯。”正因如此,一接触剧本,李君梅从内心喜欢上这个人物,但对于能否塑造好这个坦荡、光明又处境复杂的人物,她心中无底。但与她有过多年大戏合作的徐小强却坚决地说:“你主演的《梨花情》的梨花、《锁麟囊》的薛湘灵、《晴雯撕扇》的晴雯都很成功,一定也能演好带灯。”在接下《带灯》的任务后,李君梅利用演出间隙,手不释卷反复阅读原著,听贾平凹谈与小说原型的相识、感动及创作过程,调动乡村生活经历,从点滴中体验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终于使带灯这个人物在自己心中站立起来,像亲姐妹一样。在导演启发下,她终于悟出:带灯骨子里的真诚、善良和责任心、正义感原来离自己并不遥远,就在自己心中。
    当人物形象终于化为自己内在生命的一部分时,她将年轻美丽又无私无畏的乡村女干部英姿飒爽地矗立于一个风气不正、弄虚作假甚至颠倒正义邪恶、站在群众对立面的乡镇政府之中。别人对反映意见的村民推诿不见,她热情接待,招来嘲笑;当得知丈夫在私人矿山染上矽肺病的妇女们欲告无门时,她倾力相助,不仅搜集证据还为她们找工作,并出钱为病人诊病;道德败坏的村妇马莲翘当众欺辱公婆,她上前严厉批评制止,以至对方恼羞成怒,与她厮打;村民朱招财的儿子被坏人诬陷入狱成为杀人犯,她以镇政府名义出面,为他与弥留之际的父亲见面担保,老人逝世后,她又为这个善良孤苦的老人戴孝下跪吹埙;当元、薛两大家族企业为抢夺河沙地盘火拼时,其他镇干部唯恐避之不及,她却义无反顾前去制止……这些都是乡镇政府经常遇到的日常生活,甚至被认为是可管可不管鸡毛蒜皮的琐事,李君梅以忘我之心,让人们看到了人民公仆强烈的责任感和与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情。既呈现了她早期学生腔的单纯和稚嫩,又表现了她进入乡镇的无畏与勇敢以及在维护群众权益时的智慧。她与泼妇马莲翘厮打固然表现出鲜明的爱恨,却也表现了她的感性和冲动;她假借镇书记的名义震慑不可一世的恶人元黑虎,为保护上访“专业户”王后生,她对逼他交出上访材料的干部说谎,即是她在充分熟悉乡镇环境中的急中生智。“不为成正果,不为修成佛,只要为村民多办事”,表现的正是带灯磊落坦荡、以简单对复杂的坚定信念和人生理想。
    为了充分展现带灯年龄、性格和不同环境下的心理情感,在导演帮助下,李君梅为人物精心设计了许多具有表现力的形体形象和舞台动作,如第一天进入镇政府时亭亭玉立的美丽青春气质,在与村妇交友时的义气与质朴,在动情时为死去的老人毅然下跪吹埙,在愤怒时与人厮打,在陷入解不开的工作难题和人际关系时,抱着埙吹《十面埋伏》等,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完全融入乡土环境的女干部形象。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她因劝阻村民械斗时受伤,又同时接到停职处分和在城里工作的丈夫的离婚决定,不堪一系列打击而患上抑郁症,半夜在镇街夜游时,李君梅载歌载舞,对这种痛苦到极致,在进与退、生与死之间徘徊的心理情绪的表演,还借鉴了秦腔名角马蓝鱼《游西湖·鬼怨》中李慧娘的“卧鱼”动作,创造出难度很大的旋转卧鱼和凌空跳屁股坐的舞蹈,既体现了主人公的痛苦,又表现了一个女干部不甘罢休、立志与坏人坏事斗争的强烈决心,凄美而又果决、坚定。
    总之,以创造了花鼓戏新境界、新阶段的唱腔为引领,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道白、形体动作和舞蹈设计为辅助,李君梅赋予了“带灯”丰富饱满、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不仅忠实地体现了原作的精神和风采,而且为在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中国戏剧舞台,增添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先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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