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江南大学联合主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的“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无锡市江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200余位专家围绕着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造型与设计艺术、民俗与表演艺术、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还颁发了第二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这一主题有两方面的涵义：第一，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倡导理论和实践互动，既注重学科理论建构又注重“理论下乡”，从而完成对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知行合一”精神之继承和发扬；第二，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强调时代意识，注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艺术和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特别通过艺术对人的 精神之浸润作用的研究，完成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和谐”感受之关照，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正如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在开幕式发言所论：“‘文化资本’‘知识资本’‘象征资本’‘身体资本’等新概念的出现，表示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社会’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的生活需求已逐渐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使艺术从社会建构的边缘向中心靠拢，从而为艺术参与社会改造、社会重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艺术化的生活是未来人类生活更高层次的走向。因此，转型中的社会不仅可以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还可以称之为‘审美化的社会’，‘审美现代性’研究对当代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经过论文发表和分组讨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诸如开启艺术人类学城市转向的城市艺术区田野研究、有关人和艺术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有关艺术如何参与后工业时代城市及乡村的再造与重构等方面的研究； 有关艺术民族志撰写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有关非遗保护策略和学者角色的反思性研究、有关后非遗时代的民族艺术的反思性研究等议题，不但取得了初步的讨论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基于田野研究提出的，并不断生长的问题既有本土价值，又有国际性，为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艺术人类学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虽然艺术人类学更多被看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还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学科，但学科性的理论、方法建设和反思对它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不断强化、系统化学科性理论和方法才能使艺术人类学不断产生维护其学术共同体的想象力，吸引、团结更多学者投身这门学术事业，使其发扬光大。上述问题之所以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体现了与会学者基于田野考察得出的学术共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问题恰好反映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性理论、方法和反思性研究三大方面，这说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艺术人类学这一学术共同体越来越体现出来的学科自觉。
    有了学科自觉这一重要基础，学科建设研究自然浮出水面。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通过引入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思想所形成的“艺术自觉”理念，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艺术文化有“自知之明”。费孝通先生认为：“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因此，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自觉应该有三个面向：一是面向历史，二是面向当下，其最终目的是面向未来，“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面向历史，需要借鉴全球史观重新撰写中国艺术史；面向当下，需要借鉴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并结合中国艺术田野的特点创新“艺术民族 志”，两者的研究应有机结合进行，文献需要拿到田野中解读，田野研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具体历史情境。最终形成的立体交叉网络便是坐落在全球时空中的中国艺术的“差序格局”。
    在这种研究中，创新、实践艺术民族志是重头戏。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创立之初至今， 始终秉承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从实求知”的治学理念。通过创新和实践艺术民族志达到艺术人类学“从实求艺”的学术追求。这在本次研讨会上颁发的“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也有很好的体现，获奖论文大部分是基于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而撰写的艺术民族志式的作品。
    除了学科理论、方法等方面的讨论以外，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也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等相关方面的内容，较好地体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建设的学科特点。针对非遗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以及学者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等问题，与会学者达成了共识：非遗保护不能也无法回避经济问题，非遗 资源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一般经济条件欠佳。如果将非遗保护和非遗主体的生活和经济诉求分离，那非遗保护就是外人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得到持续开展。而在非遗保护的策略方面，大家认为有关记录、建档、研究式保护工作非常重要。方李莉研究员认为在非遗保护中，学者们的主要工作应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中国农民出路”式的非遗考察、记录和研究。一方面利用这些记录资料建立中华文化遗产基因数据库，为后世文化复兴留足材料。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学者们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化描述和理论提升，经过将“默会知识”升华为“明确知识”的过程，把地方性知识纳入主流话语， 从而完成对非遗主体文化价值的体认，促进其文化自觉，最终完成非遗主体对自己文化遗产的自然淘汰式传承和保护。此外，可能还要考虑的是，有必要引入非遗的分类保护机制，探讨哪一类非遗需要国家投入资金保护，哪一类非遗保护可以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
    总之， 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基于自己的长期实证研究，从美术、音乐、戏曲、舞蹈等不同门类艺术视角出发，较深入地探讨了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理论、有方法、有反思，或深化了认识，达成了共识，或促生了新的问题生长点，既反映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强的学科自觉，也体现了该共同体较强的社会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