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为《瓦尔登湖》王家湘译本作序
    
    陆建德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专攻外国文学研究
    
    苏贤贵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梭罗研究者
    畅销百余年的《瓦尔登湖》在问世时是受冷落的，就像它的作者梭罗生前并未受到太多尊崇。但在梭罗过世后，一代代作家和读者受其感召，去追寻自然的淳朴与心灵的寂静，甚至仿效他的生活方式，抛弃世俗繁华，过起独居生活，有的甚至也创作出自然文学的经典。
    乔治·艾略特说，“《瓦尔登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所以梭罗的著作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人们在经济萧条、环境污染、自然破坏、消费主义横行之后，重新发现了《瓦尔登湖》的价值与魅力，这些，正是其长销不衰的理由。
    直面生活
    每一个人都要绝对自主
    新京报：《瓦尔登湖》在梭罗生前并不引人注目，在其死后却长销不衰，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这本书为何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它契合了人们的哪些精神需求？
    何怀宏：我大概30年前在一篇《梭罗和他的湖》中写道：《瓦尔登湖》在刚问世时并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这是一本寂寞的书，即使成为世界名著之后，也仍然是寂寞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但一直有固定的读者。
    在我看来，梭罗最吸引我们的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他比一般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逃脱了归类。一般人都会追求世俗的成功，但梭罗选择了一种率性的生活，独来独往。他想去瓦尔登湖独居便去了，当他觉得差不多够了，就又回来了。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试图去面对最原始和单纯的生活事实和本质。他没有权力、财富或组织的门徒，他的仰慕者多是因为心灵的某一点与之契合而喜欢他。
    其实，他的作品并不一定很好读，有的地方像是在自说自话，但是很耐读。他创造了自己的风格。他描写自然的文字，笔触细腻，有很深的体悟，仿佛天地间独有他一人。那种文字是一般人写不出来的，读者需要静下心来才能读下去。
    新京报：梭罗并不看重世俗名利，他看重的是什么？
    何怀宏：他看重的是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执着于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他不愿意顺从别人，也不要求别人对他顺从，他要为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他明确地说，世界上的人越不同越好。
    他看重生命本身，看重生活的简单、原始和单纯，但是他并不是执意要做一个苦行僧或隐士，他不拒绝美的艺术和事物。别人问他最喜欢吃什么菜，他说就是离自己最近的一盘。他没有刻意追求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他像他热爱的大自然一样是一个很自然的人。
    新京报：《瓦尔登湖》是一本自然文学经典，但里面也透露出反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的倾向，该如何看待？
    何怀宏：如果所有人都像梭罗一样生活，那么工业文明的进步可能的确不太容易出现或发展这样迅猛。但多数人不会像梭罗一样生活的，这样如果有少数人喜欢这一种风格，那也不坏，恰恰显出他的价值：即让我们感到生命中除了现成的物质和机器，还有其他不可或缺的东西。哪怕就从物质的层面说，假如某一个人乃至突然遇到生存灾难，那时候最能适应和顽强活过来的大概就是梭罗这一类人了，他不是文明的弄潮儿，而是自然之子，但他可能保留文明的火种。
    追寻本我
    尊重人性更自由的发展
    新京报：你曾批评爱默生、梭罗、莫里斯等沉溺于传统文化，“当工业革命来临时，他们反对技术进步和机械化，是天生的机器破坏者”，该如何看待当时的这种现象？
    陆建德：我们中国人在拥抱现代化、工业化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但是欧美国家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宏伟的现代化目标，相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有很多批判者。这样会形成一种制衡，不会一味追求经济繁荣，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物，这些事物不是简单地通过工业化、现代化就能解决的。
    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人的异化，提醒人们除了物质进步之外，还有人本身的目的，那就是人性的更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从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后来转向对资本的批判。某种程度上，这与梭罗对文明的对抗有着内在联系。当然，梭罗没有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剥削问题，而是注意到物质的进步可能会成为对人性发展的障碍。
    瓦尔登湖的实验让我比较警觉的是，他离开了社群，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当一个孤零零的自我。这跟中国古代的隐士一样，是不会有出路的，不仅不会有出路，也谈不上有美德——美德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体现的。
    新京报：在梭罗看来，外在生活只是他探寻生命本质的一种方式，他所要做的是去努力“寻找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当他觉得实验够了，他就又回到文明社会中。
    陆建德：内在和外在生活的区隔，或许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将问题简单化。有时候，人的外在生活确实跟演戏一样，并不完全遵从真实内心，但人的生活状态和艺术也正体现在其中。社会关系是一张丰富而巧妙的网，对这张网我是不批判的。
    所谓要回到彻底本真的自我，有时候会导致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嬉皮士，也将梭罗视为偶像，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暂时撇在一边，想去追求一个“本我”，但是这个“本我”到底是否存在，是存疑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梭罗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陆建德：最大的价值是让我们看到一种另类生活的可能性，我不一定完全同意这种生活，但是，一定要让这种可能性存在，让表述这种可能性的著作存在，尊重他的权利，这是特别重要的。
    当年那批超验主义者的文笔都非常好，他们描写自然景色都是一流的水准。梭罗的另类生活方式，也构成了一个可敬的自然文学传统。许多效仿者走向森林、沙漠或者海边，写出了优美动人的文字。这些作品让人们对自然有所敬畏，明白不能过分地以人类为中心。
    听从内心
    世界保全于野性之中
    新京报：梭罗一生亲近自然，除了《瓦尔登湖》外，还留下大量关于自然的作品和日记，他的自然思想来源主要有哪些？
    苏贤贵：梭罗关于自然的基本思想是超验主义。超验主义可以理解为欧洲浪漫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工业文明以及理性潮流的一种反应，即认为自然之中渗透着一种宇宙精神。
    此外，梭罗的自然观念还受到印度教和印第安人思想的影响。梭罗在爱默生家居住期间,接触了印度教以及其他东方宗教的典籍。印度教认为万物都是梵天的一部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人类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和这个精神世界沟通。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的,他们认为自然中处处都存在神灵，因而对自然充满敬畏。
    新京报：梭罗曾宣称“世界保全在野性之中”,这句名言后来成为著名环保组织西拉俱乐部的口号，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苏贤贵：梭罗认为生命是与野性相伴而存在的,最有活力的东西都是最野性的,它没有被人所征服，它的存在能使人恢复清新的精神。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梭罗曾经感叹，“这里有广袤的、野性的、荒僻的自然,我们的母亲,她无处不在,如此美丽,对她的儿女如此爱抚,就像母豹一样；而我们却很早就从她那里断了奶,投向了社会,转向只有人与人交往的文化。”所以，梭罗说未来和希望不是存在于人工种植的草坪和庄稼地里,也不是在城镇里,而是存在于不可穿越的、令人震撼的沼泽地里。梭罗对荒野与文明的关系的论述，成为后来美国兴起的荒野保护运动和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思想基础。
    新京报：今天我们为何仍要读《瓦尔登湖》？
    苏贤贵：虽然这本书距今很远，但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比如，现在过分的消费主义思潮，将人的欲望极度刺激，梭罗提到，“你所要的并不是你真正需要的”。我们的需要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梭罗通过实验，把物质需求降到最低，把那些分散注意力的东西通通舍弃，重归生活的本真状态。此外，现在对资源的消耗、对环境的破坏已成世界难题，阅读梭罗的作品会让我们对自然多一份敬畏。再者，《瓦尔登湖》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状态。现在流行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实现财富自由”，但梭罗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去追求金钱刚好是失去了某种自由，不要为了不必要的物质虚掷生命。他经常讲，每个人都要独立思考，听从内心的声音，而非遵从父母、邻居或朋友的意愿。追求个人独立和精神自由，梭罗为我们做了绝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