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剧现代戏《小镇》剧照
    江苏省淮剧团制作的淮剧现代戏《小镇》，在戏曲现代戏中少见地具备了相当的思想含量。
    本剧部分取材自马克·吐温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将之改编为一个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缩影的小镇的故事。虽然是一部具有现实关切的戏曲作品，但鉴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变化和多样症候，创作者并没有采用惯常的现实主义白描手法，而是将现实元素尽可能抽象提炼，增加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使戏剧集中于对人物的心理、情感、思想的剧烈运动进行深入展示，以便于更具概括力地展示其道德失范的核心关切和心理微雕的艺术主旨。
    如本剧在修改中去掉了很多颇具时效性的台词，像删除了“申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空气都是没有污染的”之类当下关注甚多的话语；像删除了在冒领事件中记者争相采访场景的渲染，避免了对当下社会媒体在公众事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的想象。这些内容虽然很有“现实感”，但观众联想过多不利于戏剧主线的归拢。类似的修改和提炼，使本剧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概括力和更深入的人性呈现可能，同时也为人物设定、行动、走向赋予了更多象征意味。
    本剧是一部关于道德楷模质疑和再确认的戏。戏曲中以文化精英（士、官、革命干部）做主角的戏，歌颂、赞扬、正面肯定的多，质疑和反思的则少见。社会各阶层中都有道德楷模，但《小镇》中出了问题的道德楷模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犯了错的主角朱文轩更是当地人心目中的道德模范和为人师表的教师，他受到小镇人的普遍崇敬，连镇长都以做他的学生为荣。
    知识分子向为社会良心和道德典范，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有意无意地作为反思的主要对象，无疑切中了社会要害。人人都会犯错，但知识分子犯错很“尴尬”。主创团队在表现这份“尴尬”方面颇有创造力：主演陈明矿先生在表现知识分子的种种尴尬时，处理出一系列声音和身体的变形效果：如朱文轩救子心切，重压之下乱了根本，决定冒领五百万，当妻子跟朱老爹打通电话把话筒递给他时，他双手紧抱话筒颤抖着以柔弱甚至略带媚声的古怪腔调说出了“喂……”；如冒领事件结束，朱文轩被朱老爹保护侥幸躲避，但秦镇长、姚瑶、“快嘴王”王大哥等众人追至他家，盼他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真正的救人者，众手指处，朱文轩尴尬地定在椅上动弹不得，腰部以上却下意识地扭躲向身旁的妻子，做出了一个S形的造型，如娇媚的舞姿。文人是有风骨的，德性一失，样子就很难看了。
    变形之后是复位。朱文轩在悔恨中痛加反省，他在小镇众人面前勇敢说出了真相，演员通过大段的唱段铺陈人物心理，“坦坦荡荡，腰挺首昂”，将积郁之情一吐而尽后，朱文轩长吁一口气。有知识分子身份，不一定就有知识分子的人格，朱文轩在深刻自省、艰难救赎之后，完成了一次道德人格的重新认证和忐忑担当。
    这样一部戏，和解和宽容是其基本取向和调性。如朱文轩与自我的和解，他在一念之差后，艰难调整，心灵震颤之后，重获平静；如朱文轩与妻子的和解，妻子薛小妹终于理解丈夫的决定；如朱文轩夫妇与儿子的和解，儿子从小镇声誉损毁事件后受到教育，决定自己还债；如朱文轩和朱老爹两代楷模采取了不同的道德抉择方式，但最终通过道德“接力”共同维系着小镇声誉。姚瑶这个外来者的角色设置也典型地显示了和解的特性。本剧与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的情节设置不同，原作中的外来者是一个蓄意的破坏者，是赫德莱堡道德含金量的试验石。而本剧中的姚瑶是带着《小城故事》电影主题歌中的美好情怀来到小镇的，她是寻找小镇千年不坠的美好道德的。某种程度上，她充当了观众和小镇故事之间的中介人、引导者的角色，观众是小镇“外面”的人，不可能“进入”小镇，但姚瑶可以代表观众参与到小镇故事的戏剧化进程之中。剧中的王大哥是小镇形象的维护者，姚瑶与王大哥的一见如故到误解再到和解，充分表达了和解主题，同时也意味着观众与小镇的和解。
    戏剧文本在话语编织中也留下了一些缝隙。冒领大会结束后，小镇一片慌乱，姚瑶、王大哥、秦镇长等众人对朱文轩这个道德楷模的想象性指认，固然处理出幽默荒诞的戏剧情调，刻画出朱文轩这个知识分子楷模的尴尬，但也同时暗含了众人“需要”道德楷模时一定程度上的盲目。就像姚瑶这个叙事人设置是引导者、代入叙事，而不是反思者、反思视角所显示的那样，众人对自己急切塑造新楷模时可能带来的不好倾向并无反思意识，他们热情、真诚，却几乎是非理性的，为未来可能继续对楷模的盲目崇拜和集体无意识埋下了伏笔和隐患。所以在此意义上，个体、普通小镇人的自觉、自救仍是需要去关注和写画的。仅仅朱文轩这样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的反思是不够的，大众也需要反思。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把赫德莱堡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卷进去了，并不以大众之名使其中的任一个体享有豁免权，同时，知识分子和精英并不具有反思的优先权，不管穷人、富人，大众抑或精英，在人性和道德试金石面前都应反思自己的作为。也许，本剧并不试图刻意区分精英和大众，但是，若不对大众作有意的反思性刻画，是威胁和震动不到普通观众的灵魂深处的。而道德试金石没有对每一个个体产生冲击和震荡，也与本剧结尾朱文轩的反思指向的个体救赎式的道德建设是矛盾的。
    朱文轩采取了不同于朱老爹的道德救赎方式，朱老爹对“小镇不能没有楷模”的理解是：面对岌岌可危的道德小镇，必须有人担当为楷模使其风不坠，即便这个人正好是破坏小镇道德的最后一个个体。也许这最后“一根稻草”最清楚道德楷模对小镇的重要。朱老爹四十年来的赎罪，既存续了小镇的道德风尚，也完成了个体的道德自救。朱文轩的选择颇有意味，经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百年沉浮，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理性地退守个体，不再启蒙式地教育大众，而是与大众一起扎实从我做起。试想，如果早有如此这般的自救意识，扎实建设的独立个体，朱文轩岂能轻易就被五百万的“贪”念俘获了呢。朱文轩不同于朱老爹式的反思与救赎的价值意义也正在于此。只是，朱老爹提出的“小镇不能没有楷模”的问题还没有完结，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如何在建设个体的同时完成对道德楷模的担当？某种程度上，朱文轩继承了这种担当意识，他是以破为立。结尾鼓舞人心，但就像前文所指出的，只有触动每一个个体的反思，朱文轩痛定思痛所彰显的意义和价值才可能是到位的，也才可能是未来的起点。摄影/李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