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艺为人生》这本书的结缘，始于2010年。当国家画院的研究员张晨先生把厚厚的一摞图文并茂的稿子交来的时候，我立刻感到了它的厚重。
    张晨是入集本书的美术史家张安治先生之子，他用类似田野调查的材料收集方式，为本书汇聚了海量的文献材料与图片，编纂者再经过条分缕析，便可分门别类地汇入每位入集者的年表当中。在编纂过程中，他始终向我强调，口述历史难免会带有个人化、情绪化的表述，会给我们认识历史带来一定困扰，只有再通过一系列的材料客观呈现当时的情境，才可以勾勒出每位入集者的艺术经历。编辑本书的时候，这种观点与方法深刻影响了我。当然，还有一个机缘，也让我对本书充满感怀。中央美术学院设有张安治奖学金，我在若干年前，是接受这份资助的学生之一。
    本书的第一版，以“徐悲鸿的学生们艺术文献集”作为副标题，言明了书中收录的对象即为徐悲鸿先生的25位学生，资料大多来自一手的谈话与讲述。时间跨越6年，张晨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扩展至1928—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系美术专业的学生们。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肇始于20世纪，最主要的公立美术教育机构包括1918年成立的北平艺专，1928年成立的杭州艺专，还有就是1928年开始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
    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是1906年建立于南京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该学堂由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周馥等人力主创办。学堂在计划筹建时，就全面引入西方式的现代教育模式。1909年，这里毕业的第一批学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艺术教育师资，他们如火种一般，撒向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中，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历经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江苏省艺术专科学校等诸多变迁，于1928年，成立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从仿效日本东京高师模式转向了法国巴黎美术学校模式。1928至1946年在这里执教的徐悲鸿就是巴黎美术学校模式教育的代表人物。
    今天接受过美术高等院校教育的学生们，都不应忘却这些历史。美术学子们能够通过高考进入美术高校，接受新式的美术教育，源头就来自这里。当年的美术教育机构及一批批的广大师生，开枝散叶，将新式美术教育的理念与成果推及全国，那一批批的美术人才，更新迭代，传承发展，为今天中国的美术教育、创作面貌、理论体系打下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的重要起点之一，国立中央大学对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研究现状与其历史地位并不相符。张晨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畏艰难，因研究徐悲鸿师生进而拓展至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教育，试图部分复原漫漶模糊的历史，完成由“点”及“面”的扩展。尽管这个“面”是由92位中大学生的“点”组成（据统计，1928—1949中大毕业美术专业学生约300人），但这92种人生所构成的材料，无疑已填补了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史的空白。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把文献资料的搜集范围扩展至最大，包括入集者生平的大量通信、题词、画展目录、自传片段、教学讲稿、著作原稿、文章书影，成绩表、学籍表、各类证书、师友赠画、诗稿、展览贺信，美术设计、思想汇报、绘画笔记、自编教材，印章等；照片包括作品照片和历史照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照片都是独家首发。
    之所以事无巨细地关照并呈现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相信材料本身就会说话。因为材料的丰富而呈现出的入集者的人格是非常立体而鲜明的，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还是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对艺术的追求是那么的纯粹，对生活都那样的认真，对祖国和人民是那样的热爱。
    这一批批艺术家们，很多人在后来都从事了艺术教育工作，他们的一生，都践行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科设置时所制定的方针：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大批胸怀社会理想并以“优美雄厚民族性”为艺术追求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们，我们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时期的美术教育及创作才会呈现出那样宽厚、生动、质朴的面貌，才涌现出那么多与生活和现实密切结合、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艺术。
    彰往而知来，了解历史，端正衣帽和容颜，也端正一颗艺术之心，这就是本书的出版初衷。（图为1940年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师生合照于重庆，前排左起为傅抱石、徐悲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