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与原作相比有一定差距，格局气象都缩减了，这种差距也许是理解上的问题，也许因为电影载体本身的局限。大银幕上类似主题的作品本就很少，大概做到现在这种程度已属不易。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圆形画幅，导演的用心其实不难理解。无论冯小刚还是原作者刘震云，一直以来的抱负都是为小人物立传，只不过这一次冯小刚把它做得更古典、更优美，圆形画幅调动的视觉记忆是古代扇面，是苏州园林的洞门、漏窗、拱桥，故事背景则安排在江西婺源乡村。美工出身的冯小刚近年来重视电影视觉效果，在《非诚勿扰》（Ⅰ、Ⅱ）里表现得很明显，这种追求也没有沦为普通的时装片、风光片，《非诚勿扰》特意选择了北海道，风景原始壮美、民风朴素纯真，多年不见的知心朋友、小教堂里倾听忏悔的神父、居酒屋里伴唱的老妪……共同组成主人公的净化疗伤之旅。这一次的画幅及婺源风景同样表达出导演意图：上访的女主人公不应该是灰头土脸的西北农村妇女秋菊，即使脸带烟火色，也应享有伟大的古代艺术里仕女、怨女一样的待遇，所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导演想做的正是为被欺骗的孤立无援的当代小女子做主，像古代画家诗人那样为她作一组传奇。
    这种想法是如此不可遏抑，以至于导演亲自担纲了叙述人、画外音，在那低沉沙哑的中年男性嗓音里，我们又跟老炮儿“六爷”见面了，即使没扛一柄长刀，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正义感。我们赞许他的态度，但恰恰又是这些处理，拉开了电影和原著小说的距离，因为李雪莲不是潘金莲，刘震云也不是施耐庵。
    在电影最初的准备过程中，刘震云并不赞同圆形画幅的设计和把故事从北方农村搬到江西婺源景区，但通常来说电影都应该“拍得好看”，原作者不太可能抗拒导演的改动。此外原著并没有刻意渲染李雪莲的外貌，如果她很丑，故事难以展开；如果她很美，不就更像潘金莲了吗？在小说后半段，刘震云把她写成20年后头发花白、有多个子女的中年妇女，在电影里则变成了仅有10年跨度的范冰冰。
    在种种分歧背后，是不同的理解底层人命运的方式，尽管他们都想为小人物立传。刘震云近年来的几部小说都刻画了性格倔强、“拧巴”、很“轴”的底层人，这些人物形象在传统的乡土小说里并不多见。《一句顶一万句》的几个主人公，穷其一生都在寻找“说得着”的那个人，如果“说不着”，一万句也不顶用。这些人也都在寻找一生中最关键的、自我确认的印记：曹青娥寻找吴摩西，牛爱国去求证母亲、姥爷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同样是这般“拧巴”的主人公，上访故事本身颇为荒诞：她为生二胎假离婚，结果被丈夫假戏真做，并归咎于她婚前已不是处女，其实是“潘金莲”；她为了要个说法、除掉恶名，要求先复婚、再离婚，当得不到满意的处理之后就开始了二十年如一日地上访和告官……
    刘震云塑造的这类底层主人公，既代表了新时期觉醒的主体，又通过其荒诞行为造成一种陌生化效果，与知识分子和主流话语保持距离；这种荒诞故事既吸引读者，又很难被简单地吸纳、整合到某种宏大叙事或者批评家的解读中去。换言之，他的底层人物是拒绝代言的。很多观众读者看完可能会犯嘀咕：为什么非要这样，为什么要一根筋？其实不为什么，只因为差异，差异永远存在。同时，正如我们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的，作者对官僚体系的描绘也绝非脸谱化，他没有一味地表现官员的庸碌无为，相反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前程都很作为，省长以下都登门做过李雪莲的工作，小说并没有被“上访”这个主题类型化。而这一边，冯小刚的改编大大削弱了原著的荒诞性，将其变成女主人公的个人传奇，电影删去了原著中李雪莲为了到北京上访，想主动委身于老同学、厨子赵大头的情节，电影结尾甚至变成了她上吊不成，在北京火车站对面开了一家餐馆。
    刘震云的故事跟冯小刚的不同之处还有许多。这部小说绝非完美，在架构、跨度上也不像获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那样宏大，但在保持他固有的一些优点之外，仍然贡献了一些有意思的创新。最精彩之处莫过于第三部分“正文”，恰恰被电影版删去了。刘震云的原著小说分成三章：第一章“序言”讲李雪莲20年前第一次上访，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混进北京的人代会，惊动了老首长，导致所在的市县各级领导全部撤职；第二章“序二”讲她连续上访20年之后，因前夫故去，只能不了了之。这两章占去了全书绝大篇幅，约有十几万字。而最后一章仅有几千字，名曰“正文”，其实是从第一章的故事里分出一支来，讲当年因为处理李雪莲事件不得力丢官的史县长的故事。刘震云在篇幅分配上夸张的不均等其实是一种态度：围绕官员展开的正史（自古如此，大人物、大事件的本末）被缩减到了最少，而底层人的命运和故事被重新赋予历史主体地位，对官员升迁施加影响。相比之下，冯小刚的电影版因为缺少这一部分，显得格局小了很多。
    刘震云写的最后这一章虽然是官员的纪事本末，却也徒有其名，正如本章副标题“玩呢”指示的，是戏谑之作。史县长因李雪莲事件丢官，后来干脆返乡开了一家叫“连骨熟肉”的饭铺，生意红火、远近闻名，而且人生观愈加通脱。某年除夕，老史走亲戚在北京转车，买不到火车票，又突然接到老家电话，一位感情很深的牌友检查出大病，哥儿几个想最后陪他打一次麻将。老史无奈之下突然想起李雪莲那招，假扮上访者，最终被两个协警护送返乡。刘震云显然受到《水浒》影响，不仅写市井的笔触有相似之处，这一段还故意把两协警命名为“老董”“老薛”，戏仿了一把（董超、薛霸押送丢官的林冲）。
    与施耐庵不同的是，刘震云面对的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又有现代性问题。刘震云在小说里刻画的官僚体系有几分卡夫卡色彩，逐级科层化并且官员都很努力，为了阻止李雪莲上访绞尽脑汁，却看不到其中最关键的伦理问题，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只因一个意外才得到解决。小说当然有对官员腐败、追逐权力的批判，但并非全书重心所在，《我不是潘金莲》不是官场小说。施耐庵大概也写了一部非主流的历史小说，他的解决之道是由儒而禅。刘震云这里的结尾则是道家的：老史当县长的时候，天天陪上面的各部门检查组喝酒，苦不堪言；丢官离开之后反而解脱、超脱，结下几个真心朋友。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与原作相比有一定差距，格局气象都缩减了，这种差距也许是理解上的问题，也许因为电影载体本身的局限。大银幕上类似主题的作品本就很少，大概做到现在这种程度已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