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该有担当，应该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要直面现实，关注转型期农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命运。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
    关仁山，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头》《天高地厚》《麦河》《白纸门》《唐山大地震》，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执政基石》，散文集《给生命来点幽默》，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落魂天》，短篇小说《苦雪》《醉鼓》《镜子里的打碗花》、散文《塔和路的畅想》等。十卷本《关仁山文集》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中宣部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及香港《亚洲周刊》华人小说比赛冠军等。两次获河北十佳青年作家称号，长篇小说《麦河》入选2010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日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译成英、法、韩、日等文字，多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台剧上映。
    “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自小生活在农村，创作中也时时警醒自己不能忘本。
    他热切而深情地投入广阔农村的怀抱，像鸟儿飞入丛林，如骏马驰骋草原，农村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被他悉数纳入囊中，经过巧妙的构思与编织，变成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故事书写的既是河北燕赵大地，更是中国农村的生动写照。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是制度原因还是农民自身问题，农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在创作了一些农村变革的中短篇小说后，关仁山沉下心来，笔触开始探索变革中的当代农村和当代农民的命运。在《日头》中，他追求鲜明的现场感，大胆追问农村的根本问题，对于农村田园荒芜、生态失衡、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道德沦丧、城镇化的强拆等社会现象的描写，不是简单的谴责，而是深度反思，追索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制度根源。
    关于现代农业、土地流转、城镇化等当下现实的描写对作家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这既是对作家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考验，又面临着如何把现实文学化的问题。关仁山说，作家应该有担当，应该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要直面现实，关注转型期农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命运。
    本届书博会上，关仁山十卷本文集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收入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信任》《白纸门》，中篇小说集《大雪无乡》《落魂天》，短篇集《镜子里的打碗花》，散文集《给生命来点幽默》，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是从关仁山多年的作品中优中选优，基本反映了他的创作全貌。
    “这套文集的出版，对我来说意味着创作的一个小结，有欣慰、有遗憾，结束也是出发。”关仁山说，他希望以此为动力，继续前行。目前，他正创作长篇小说《金谷银山》，下一步将要扎到雄安，创作一部三卷本的史诗性长篇小说《雄安，雄安》。
    中华读书报：您说过要“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命运的起落和心灵蜕变”。在中国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的写作中，是如何突破自我的？
    关仁山：农村与城市的落差很大，农村发生巨变，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村了，写农村最大的难度是认知的困难，其次是关注现实题材如何艺术表达的问题。
    当年，我创作《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等作品时，对农村的描述是单向的；在《天高地厚》中，开始追问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但这部作品不是全景，不够壮阔，写起来不过瘾。后来，我把叙事放在尽量宏大的背景上，开始了多向度的写作，开始更为复杂、更为深入、更为超拔地讲述冀东平原的动人故事。“农民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变。《天高地厚》生活气息浓厚，写得比较瓷实，缺少一些飞翔的东西；《麦河》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有了一些变化，以一只鹰的两次蜕变为隐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日头》更注重虚实结合，魔幻的东西更多，虚幻和哲理意味更足。有一次，我浏览河北作家网，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总按领导的意思写，要写真正的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我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
    有人说，农村小说只有写得不像农村小说了才有可能出现好小说。农民的生活伴随着苦难和眼泪，小说必然是沉重的。这类小说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现实，所以说，作家必须是勇敢的。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在写作中不断对自己说：要面对良心说真话，以良心的名义。我希望能在创作中大胆地探索问题，写出时代的漩涡，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其实，小说解决不了所有的精神问题，但《回来》主人公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态，代表时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以此看来，说《日头》是我小说创作“分水岭”也有道理。我以后的创作，可能会在精神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中华读书报：“三部曲”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深入揭示并试图给出农民不富裕的原因，试图解决三农问题的弊病，以及当下人心失控的根本问题。
    关仁山：三部曲在内容上没有什么连贯的人物、地点和故事，但题材是一致的，都紧紧抓住了当前农村最紧要的现实问题：三农、土地流转、农民工进城、农村基层领导权、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强行拆迁和城镇化、传统乡土文化式微，等等，中国农村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所有的阵痛与巨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一轮的土地流转、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前途未卜的农村衰败和城镇化建设——过去、当下、未来的三维空间都进入了文学画卷。
    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天高地厚》中，我塑造了一个新人形象鲍真，她从城里赚了钱回乡投入农业建设，在地方政权的支持下，经历了办企业、搞副业、承包土地、创办农民经纪人协会、科学种田等等不间断的实践活动，鲍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型农民，而是来自城里的成功人士。在第二部《麦河》里塑造了一个农村资本家曹双羊的新形象，既毫不含糊地描写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藐视法律、道德败坏的堕落过程，也写出了这个人物内心的自我搏斗和最终觉醒。在第三部《日头》里，对于资本进入农村以后造成的自然资源破坏和贫困农民受到的伤害，都一一写了出来。希望通过乡土文化传承和道德重建来遏制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其受到制约与规训，朝着有利于农村转型、农民受益的方向推进。我想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要敢于直面现实、深入研究，走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去发现隐蔽在生活底层的矛盾所在，把它们挖掘出来，呈现出来，不能回避。
    中华读书报：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创作，您在内容和叙事方法上都有很大变化。这种写作的认识和变化来自什么？
    关仁山：我过去的中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表现比较单一。创作长篇小说后，我非常注重集中表现农民的现实处境与命运，深刻反思农村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剖析了农民的劣根性，对权力和资本致使人性扭曲、制度不公做出批判，这些都是放在国家变革的大背景下，写普通农民的理想与向往、幸福与欢乐、迷茫与困惑、痛苦与彷徨，讲述当代农民的生活和精神变迁，表现当代农民在社会转型期思想和心理的裂变过程。长篇小说只有放在宏大背景下，才会有宏大叙事，才能更有分量。当然，社会中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要看到主流，作家应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肝胆相照。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自己创作的特点或得失？
    关仁山：我创作中有得有失，得是走进生活，关注了中国当下正在巨变的现实，由于和现实生活贴得过近，可能没有拉开距离，对审美有些损伤，这是对关注现实的作家的挑战，我还在尽力探索。
    中华读书报：过去河北文学创作有过辉煌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您和谈歌、何申并称为“河北现实主义道路上的三驾马车”。您如何评价河北省当下的文学创作？
    关仁山：当下河北文学发展良好，形成了老中青作家队伍。老作家还不断有大作问世，中年作家非常成熟了。特别是继“三驾马车”之后“四侠”胡学文、刘建东、张楚、李浩，他们的创作势头很好，为河北赢得了荣誉。还有更多年轻作家在成长，网络作家也在崛起，河北文学的未来是乐观的。党中央决定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河北作家也向往雄安，依托雄安的文学河北作家把我好机会，挖掘雄安文化，抒写时代变迁，多出精品力作，河北文学也一定能够跟随雄安一同崛起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作家和地域写作的关系？
    关仁山：作家与地域有着复杂的关联性。有些作家出生于某一地方，他的家人和亲属，甚至包括整个大家族长期与某一块土地朝夕相处，于是这个作家就与这一地方产生特殊的情感，他笔下的人物必定与这块土地相联。比如莫言，他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金宇澄的上海等等，可以说，地域性经验是作家丰厚的写作源泉，让作家有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精神原乡。当然文学来源于生活，从本质上来说，造就作家的不是地域，而是生活。我觉得越是数字化、信息化的今天，本土地域经验就越显得重要。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可以不具备世界眼光。我非常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作家不但要有深切的本土经验，也要具备宏大的世界眼光。”因为一方面，深切的本土经验使我们不至于无本土意识、无文化情怀、无独特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应该放眼世界，把我们的本土经验放到世界的这个大座标上去衡量和比较，以便克服片面性与局限性。因此，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都要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