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旧话重提
    围绕王家新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又被某些学者赞为“90年代的诗学”、“时代诗学”的“个人写作”，我曾做过一些论述，一些主要观点后来收录到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先锋诗歌研究》一书中。近期，有研究者针对我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我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预期结果，不惜用我自己所特有的“逻辑”和“手法”，对王家新的“个人写作”进行了刻意地“无视”、“扭曲”、“曲解”和“加工”。
    实事求是地说，在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诗学命题之前，我还真没抱什么先入为主的目的，相反，由于当时手头上正在从事“当代先锋诗歌研究”这一课题，自然对这个风头正盛的“个人写作”不敢有怠慢之心。于是，便从书店和图书馆里把那几年所发表和出版的相关文章、专著都翻找了出来。我很快发现，或许是王家新的这个把“个人”与“道德”、“承担”融合到一体的“个人写作”，比较符合于人们传统审美心理积淀的需求，诗歌研究界在多元化阶段的“个人写作”上作了简短停留之后，便迅速偏向了王家新语境中的那个“个人写作”。眼看一种原本不过是带有个人情绪化的理论感想，在不断地释说中逐步演变成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诗学理论的象征时，我便禁不住地产生出一股焦虑之情：在现代美学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的境遇下，在许多人，包括不少文学研究者、创作者一旦离开了社会—政治这一特定视角，就不会“说话”的特殊历史阶段，又把那些曾给文学艺术施以重压的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等重新搬回来———这种“搬”还不是小心翼翼地搬，而是强势地、义正辞严地打着“道德”和“责任”的旗帜来搬。从长远来看，这无疑会给当代的诗歌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种尚未经过反思和重构的历史观
     在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理论中，历史、社会、政治、道德、责任等这些充满岁月沉积的词语，是绝对的关键词。我这样说并非是指这些词语不可以在诗学理论中使用，而是说必须要看是在什么层面和意义上使用。如果说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不命名为“个人写作”，而是叫“社会写作”、“政治写作”、“历史写作”、 “国家写作”、“道德写作”、“承担写作”，随便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只要别在命名上彰显“个人”两字，或者干脆说，这个诗学命题只要和先锋诗歌理论撇清了关系，我绝对不会对其展开质疑的。诚如前文所说，诗学理论无论何时都该是多元共存的，每个人都拥有坚持和实践自己美学主张的权利。问题就在于，“个人写作”在王家新的论述框架中，从来都是被当作先锋主义诗歌理论加以阐释与论述的。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接受者和研究者那里，也是把其视为先锋主义诗歌内部框架的调整，并在新历史语境下加以发展与深化的。
    显然，这就不是批评我的人所说的那种艺术自足论、不自足论之争了，而牵涉到“个人写作”作为一种诗学理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理论的问题。毫无疑问，王家新的“个人写作”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当然仅凭这个还无法断言它不是一种先锋主义诗歌理论。因为，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来的先锋主义诗歌理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从其发展的线索历程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至上到艺术要与社会变革融合到一起的历程。也就是说，“先锋”既可以是与较为传统的艺术至上观念联系在一起，也可以是与某种激进的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既然有这样一个前提的存在，是否可以说王家新的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情结的“个人写作”，就是一种跨越了艺术至上阶段后的那种更为激进的先锋主义诗歌理论？表面看上去似乎有些像，因为其在行文中经常会提到福柯、阿多诺、德里达、葛林伯雷等这些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大师的名字。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以历史、社会、政治、道德、责任为理论基石的“个人写作”，就是一种融合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新型知识的先锋主义诗歌理论？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西方，先锋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都不是一回事，它们各有自己的一套运行逻辑，但是我们在接受过程中基本都把它当成一回事来谈论的，即把一切最新出现的东西都一般视为是先锋，这是中国当代诗歌所特有的一种研究语境。事实上，不管是西方的先锋主义诗歌理论还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反对的都是那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说得更为通俗一点，这些“理论”和“主义”都强调关心和参与社会政治不错，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关心”与“参与”走的是釜底抽薪的线路，即根本就不面对那个“东西”，而是从根本上摧毁那个“东西”所存在的逻辑依据。
    然而，王家新所提倡的那个“个人写作”则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深刻嬗变的环节，相反它还是一种典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式的写作。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摘取其“个人写作”中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词语——“历史”为例。
     王家新在“个人写作”中紧紧抓住历史做文章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是格外注重历史这一概念的。可惜的是，王家新语境中的历史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个是继续沿着黑格尔的历史观来说的；一个则是对黑格尔历史观进行了清算与终结。出现这样的差别也不是偶然的，与对何谓历史的不同理解有关。在目睹了人类种种磨难的后现代主义哲人的眼中，以往统治着人们观念的那种绝对一体化、秩序化，沿着人类的理性力量一路往前奔涌的历史观，是一种虚构出来的历史观，是人类为了把握自然而设想出来的，属于乐观的想象。
    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弃真实的历史，重叙述的历史的转向，为我们重新解析社会和历史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思想武器。遗憾的是，王家新“个人写作”中的历史观并没有融合进这些新的知识增长点，而是仍然沿着那个旧有的历史观在滑行。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套没有新意的历史观念，再搭配上一系列没有经过改造与重铸的“道德”、“责任”和“承担”等词语，除了在传统反映论的窠臼中绕圈子之外，还能往前走多远？
    “历史”压迫“个人”、“思想”排斥“技艺”
    中国的新诗人可以在某一时期内成为艺术美的疯狂崇拜者，但“气候”稍有转变，就立即纷纷弃之，就像是扔掉手中的一块破抹布，甚少有像西方诗人，如瓦雷里、马拉美那样不管外界的风雨如何变幻，一生都安静地固守在美的殿堂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百多年的新诗历史，我们虽然也诞生了几位有些分量的诗人，可远远还没有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个人化”传统———而这个传统往往又是与艺术性相联的考虑，我在文章中反对王家新把“个人写作”的理论主张，正是建立在他抨击“第三代”诗人所追求的那个“纯诗”的逻辑基础上。
    “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种不足并非是对“纯诗”的追求所造成的。“纯诗”是什么，它可不可以存在？这是一个可以无限讨论的学术话题，在不少“第三代”诗人那里，它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起着一个艺术航标的作用，正如诗人陈东东所说，它“提供给诗歌写作和批评的视方向和秩序”，“欠缺这样一个‘纯诗’概念，无法写诗，也无从谈诗”。而在王家新的“个人写作”框架中，“纯诗”不但是个笑话，且还指认它几乎葬送了诗歌。“纯诗”的危害如此之大，到底存有哪些弊端？王家新对此的总结有两条，一条是诗人回避了真实的历史境遇；二是诗人们过于注重技艺的锤炼。第一个暂且不论，单把追求诗歌“技艺”与葬送诗歌相互等同起来，就不能不令人觉得这逻辑来得怪异。
    中国新诗史上最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诗歌流派，当数20世纪20年代的新月诗派。论学问，这批留学欧美的人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论承担精神，只要读一下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等文，就会发现他们并不缺乏所谓的“承担”精神，他们怀抱着拯救“时代”的热忱，他们也呼唤“使命”与“责任”以及“人生的尊严”。就是这样一个试图结束旧时代，创造新生活的知识分子群体，非但没有排斥“艺术技艺”，相反还把其视为“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最早在新诗坛上提出并倡导“三美”艺术主张的，也是该诗派中的闻一多。可见，真正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既不会缺乏所谓的承担精神，也不会置艺术之美而不顾，而是会把二者很完美地统一起来。
     王家新所倡导的这个“个人写作”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一方面把社会的外部环境置于诗歌的内部环境之上，一方面又把诗歌的艺术技巧与诗歌的思想品质对立起来。以上两方面就决定了他的“个人写作”不管在主观上是如何设想，客观效果上就是一种让国家机器、正统意识形态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写作。因此我说它是一 种反“个人”的“个人写作”。
    大而无当的“个人的方式”
    还是那句话，王家新试图往上倚靠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之所以能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完成一个漂亮的转身，就是因为其借助了话语与隐含权力关系的一些修辞分析技巧成功瓦解、替换了旧有的思想内容，从而让哪怕是同一句话、同一个命题也呈现出了崭新的意义。王家新的“个人写作”在这方面的严重空疏和无作为，就决定了他的那些从旧思想体系中挪移过来的词语和概念只能运转在旧系统之中。
    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新诗历史中，我们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我认为这百来年带给我们的最深刻教训是，像“个人化”、“主体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该再有丝毫的撤退，即不可轻易地再让所谓的思想层面上的启蒙压倒了文学意义上的审美——两个甚至可以并驾齐驱，也不能再发生那种让艺术为政治买单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维护“个人”，不让它与王家新语境中的历史、道德、责任、道义等混为一体，是因为“个人”这个词，对中国诗歌乃至于整个文学而言，弥足珍贵，不可随意把其又重新置于那些曾给它带来压迫的“大词”之下，使其再次沦落到第二等级中去，毕竟自“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纯艺术理论一直还没有得以充分地发展。在我们“个人”传统深度匮乏的历史语境下，要格外珍惜这来自不易的“个人”二字。
    为了避免引起歧义，在文章的结尾我再重申一遍，我并非反对诗歌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发生关联，作为个体的人生来就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他自然而然存活于历史与政治之中，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懂。我反对的只是用一套旧意识形态和旧话语体系，再拼贴上几个唬人的词语来构建什么所谓的90年代诗学———不要再把以往那些花费了很大力气才请走的“大词”重新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