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大学》这套诗集让太多人等了太久。如果你是波拉尼奥的读者，就一定或多或少地知道，按时间来算，波拉尼奥的主要创作生涯，是以诗人的身份度过的，但这么多年，像我这样外语不好的读者都只能看他的小说。而波拉尼奥只是在最后十年，为了家计，他才开始疯狂地写小说。
    我想，他也没有太多能够挣钱的门道了。在《安特卫普》的导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中，波拉尼奥说，自己曾经想过一个赚钱的点子（有诈骗性质，就像当年杜尚没钱的时候，还设计过一套期券，当然，结果一定是，没挣到钱），最后却发现它比“在一家砖厂干活还要糟糕”。前段时间，我拿到四川诗人税剑的诗集《伽马刀集》，想起他一直在浙江的工地上干活。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也觉得，一个诗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尽量不要干和码字有关系的工作，干体力活儿是最好的。有一段时间，不断被催稿的记者生活让我受不了，就托秦失在内蒙古找了一个到矿上挖煤的活儿，但临行前，我又怂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上千本书，在北京挣的绝大部分钱，都变成了书，不舍得去卖废纸。
    波拉尼奥与兰波
    我们继续从这套书的序言、后记、说明谈起。
    《未知大学》的作者附言写于1992年，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就是在这一年，波拉尼奥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诗作，就像在整理遗物。因为，也是在这一年，波拉尼奥得知自己肝病恶化，自忖不久于人世。他又活了十年，只是换了个活法。1992年之后，他几乎没有再写诗，自此以后，他就是小说家波拉尼奥了。其实，严格来说，他从一个诗人，变成了一个男人，他要去做丈夫，做父亲。布考斯基说：“做个诗人很容易，做个男人却太难了。”这时的波拉尼奥，在相当程度上，类似1873年被魏尔伦枪击后的兰波，1873年以后，兰波放弃了写作。两个人都主动与诗歌、疯狂做了切割。
    当然，这种类比容易把他们各自的情形简单化，但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类比。波拉尼奥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兰波的狂热崇拜者，他崇拜的未必是兰波的诗歌，而是兰波的人生。他们的共性绝不仅仅是疯狂——可能“作”这个字更合适一些。兰波参加过“巴黎公社”的活动，而波拉尼奥则在智利保卫革命。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政治倾向，但一定有着同样的青春躁动。很多人的青春期都充满着对革命的浪漫想象，世界应该在他们身上被改变，也值得、并可能被改变。
    然而，事实上，这些当时才十几岁的青年，很难说有着成熟的政治观念，如果有，也大多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激情。
    波拉尼奥与帕拉
    但我们知道
    我们的事情都
    有限（欢乐，
    没错，狂野，
    但有限）
    革命叫亚特兰蒂斯
    狂野而无限
    但毫无用处
    那么，走吧，拉丁美洲人
    去寻找迷失诗人
    的歧路脚步
    在静止的泥潭
    让我们迷失在虚无
    或虚无的玫瑰中
    那里只能听见帕拉
    的脚步声
    以及世世代代的梦
    被牺牲在轮下
    从未被记载
    这是《帕拉的脚步》的最后十几行，其中有波拉尼奥写作中的大部分核心密码。帕拉是波拉尼奥崇敬的南美诗人，所以他反复地提及帕拉。也许，帕拉对波拉尼奥表示过赞赏，但原因不是那么简单。帕拉提倡“反诗”，这与波拉尼奥的气质是合拍的，也可以说，波拉尼奥直接追随了“帕拉的脚步”——平实、自然，但绝不缺乏激情和超越性。但波拉尼奥为什么会追随帕拉？却不是个仅仅局限于文学内部的问题。
    对于波拉尼奥等人而言，帕拉是个导师式的人物，但不仅仅是诗学的导师。容许我做一个小小的猜测，帕拉的作品和经历也许也是波拉尼奥的政治启蒙。我们有必要了解帕拉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也关系到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学因缘。1959年，帕拉来了中国，来参加庆祝世界和平运动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受邀的拉丁美洲文学界的人不止帕拉一人，我无法列出这个名单，但就我所知，还有海地作家雅克·阿列克西。当时中国还组织翻译了一批拉丁美洲文学作品，题材上很多是反帝国主义的，其中就有库尼亚充满史诗气概的杰作《腹地》。
    帕拉的写作当中，对“本土性”的要求是很强烈的，他的先锋性的一个重要面相就是对“本土”的强调。所谓“反诗”，主要反的还是拉美诗歌从“第一世界”诗歌中继承来的繁文缛节。文学从来都不是“自律”的，文学，尤其是伟大的文学，必然明确而主动地回应着政治、社会、风俗、传统和历史命运。所以，“反诗”不是个单纯的修辞问题，就像波拉尼奥对帕拉的追随不是个单纯的文学问题。从帕拉那里，波拉尼奥不仅继承了诗歌，还有“革命”。
    然而，写作《帕拉的脚步》时的波拉尼奥，已经身处“后革命时代”。亚特兰蒂斯是传说中上一世代的人类伟大城市，但建成它的人已经被毁灭，连遗迹也没有留下，因此，无可稽考，不属于我们现在的人类，也无可稽考，永远地失去了。在《赫罗纳秋天散文》中，“亚特兰蒂斯”也曾数次出现。在这批文体古怪的文本中，波拉尼奥的“亚特兰蒂斯”含义是多重的，它既代表某种已经失落的东西、又代表令人向往的另一世界，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未来，也可能是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并行的另一世界，就藏在人们最深层的梦境之中，在出生时就携带着的记忆当中。总之，波拉尼奥虽未解释过他的“亚特兰蒂斯”，但在行文之中，这个词总是给人一种柏拉图主义、荣格式精神分析与科幻小说的混合气息。在将各系统的知识转化为文学材料，甚至直接用其制造一种精神氛围方面，波拉尼奥给了我们太多启示。这一点，是有待深入讨论的。
    世界静止了一切变糟了
    下面谈，“静止的泥潭”。波拉尼奥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世界的衰老。当然，“衰老”是个比喻。这意味着，世界不愿再面对新的可能性，不再等待弥赛亚。然而，它仍然愿意等待末日的毁灭。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轮流执政，而左翼运动全面失势的30年，正是波拉尼奥写作生命最重要的30年。在这30年中，“一切都变老了。这并不是一个新近才有的现象。从很早以前开始，一切就变糟了。”（《安特卫普·房子的正面》）
    这样一个世界一直在等待更新，然而，只有等待，“召唤”似乎被禁止了。齐泽克在《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的中文版序言中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这个社会里，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至少是无法借助于意味深长的乌托邦方案来表达的。”这让人们在面对世界时彻底失去了想象力，甚至想象的勇气，去希望、去向往的勇气，甚至失去了“认知图绘”。
    世界静止了。而且，这种静止被接受了。而人们只能选择自我迷失，迷失在无救赎，也无救赎愿望的“虚无”和“虚无的玫瑰”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浪漫主义狗》中的《看望病人》，这是一首出色的诗。其中有几节，我摘录如下：
    那是1976年虽然所有的门都仿佛敞开，
    其实，只要我们留心听，就能听见
    一扇扇门在关闭。
    ……
    只要留心听就能听见历史或命运的摔门声
    这些句子让我不寒而栗。历史的终结多么俗套，但命运的终结呢？但是，命运感开始了。
    把波拉尼奥看成一个过着非主流扯淡生活、写着奇怪诗句的诗人是轻松的，不是吗？多具有消遣意味啊。而一旦，我们在他的文字上面多停留一会，在自失的凝视中看见了波拉尼奥，他也正在望向我们，你就会感到那份沉重和厌倦。我们不是还在承受着他并不喜欢的那个世界吗？我想到《巴顿将军》里的一句台词：“世界长大了，真可惜！”
    “世界单调狭小/今天、昨天、明天/总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形象/恐怖的绿洲在无聊的沙漠间！”《2666》引用了其中的最后一句，这是波德莱尔的名篇，《远行》。
    在一个“单调狭小”的世界上，“远行”又有什么意义呢？路上的人已经深知，不再有可能的处女地，也没有奇异和陌生，而只是反复地遭遇“自己的形象”。在波拉尼奥的小说和诗歌中，充斥着公路题材，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自我放逐”。
    在诗集《三》中，有一篇《新智利人》。这首诗也可以看作一篇公路小说，几个年轻人组了个名为“神秘潘乔与新智利人”（乐队名字曾几经更换）的乐队，在拉丁美洲漫游。这群“新人”（波拉尼奥一直在写“新人”在“老朽”的世界上的不适感），穿过“拉丁美洲处女地”，“幽灵与鬼魂的腹地。我们的家，坐落在不可能罪行的几何中”。
    “处女地”是一个反讽，真正让他惦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些纽约的性爱花样儿，是怎么传播到这些穷乡僻壤？”“怎么可能存在这么多罪恶，在这么崭新，又这么微小的国家？”“崭新”不能豁免于“罪恶”，“新”是无效的，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旅行已结束，就在我们开始的时候”，甚至是太阳，也“好像沙子或石灰，被巧妙地丢向静止的空气”。
    “新智利人”面对的历史气候就是这样。这首诗的结尾，波拉尼奥这样写道：“没有一个新智利人，超过二十二岁。”为什么是二十二岁？大家一定记得马雅可夫斯基《穿破裤子的云》中一节著名的诗：
    我的灵魂中没有一茎白发，
    它里面也没有老人的温情和憔悴！
    我以喉咙的力量撼动了世界，
    我们来了——高大而英俊，
    二十二岁。
    二十多岁的马雅可夫斯基可谓踌躇满志，是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感的青年诗人。而这对“新智利人”来说，已经是天方夜谭，他们的命运是：
    那时候我们知道
    新智利人
    将永远
    被偶然
    左右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互文，加强了“新智利人”的绝望。乐队主唱的名字叫“潘乔·菲力”，这个人的形象让人想起墨西哥农民运动领袖潘乔·比利亚（我们总能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发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指涉，这需要专业人士去搞定，我只能停留在猜测层面）。在诗中，这个人惯说胡话和梦话，“所有时间同时存在”，这种貌似的深刻、貌似的辩证逻辑，也是政治神棍的一贯话语套路。当然，也不排除波拉尼奥奚落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可能性。波拉尼奥的政治关切总是需要强调，因为它们太容易被归档在“流浪”、“吸毒”、“同性恋”这一类的主题之下。在这首诗中，波拉尼奥既写到了纳粹，也写到了秘鲁的极左武装“光辉道路”，还有意大利极右组织“新秩序”。
    这些政治关切最终并不指向政治，而是指向世界的疯狂和不可理喻，指向“帕斯卡的恐惧”，存在的恐惧。翻开《安特卫普》和《三》，你就会知道波拉尼奥对帕斯卡多着迷。“我惶恐，我为自己在这里而非那里而惊诧，也没有任何理由是现在而非其他时间，”这是波拉尼奥在《安特卫普》中引用的。
    波拉尼奥的阅读量大得惊人，他也乐于埋伏下各种文本关系；而他所染指的题材之多样，处理材料的能力，也让他的写作有了一定程度的百科全书面貌。而最让我震惊的，还是他对所处世界的独特感知，他反复为人们呈现的疲惫、悲凉和恐惧，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恐怖模型”。有时，我也受不了他过分的文本化，但还是禁不住喜欢他，像喜欢一个不快乐的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