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手书毛泽东诗《七律·长征》 1964年9月14日纸68厘米×41.2厘米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 1936年7月10日—12月5日 纸13.1厘米×8.3厘米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刘毅长征途经葛曲河畔时采的野菜 1936年7月1日草高4.5厘米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 1935—1936年皮、木
    
    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 1936年皮革长77厘米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二分院用的药碾 1935年铁、木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熊兴瑞与刘林标长征途经草地时煮野菜用的铜提盒1936年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下古体诗《七律·长征》，这是他长征系列诗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这首作于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诗歌，形象地表现出红军战士不怕艰苦、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64年9月，朱德亲笔手书毛泽东主席《七律·长征》诗一首，以纪念他三爬雪山、两过草地，冲锋在枪林弹雨中的漫漫征程。
    这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征文物，与诸多纪念长征的文物一起，日前出现在“信念·精神·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中，静静地诉说着往昔峥嵘岁月中的动人故事。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介绍说，围绕“长征精神”所体现的不怕牺牲、严守纪律、紧密团结、艰苦奋斗、患难与共、坚守理想和信念等内容，此展以战斗的武器、布告、漫画、地图、歌曲诗篇、学习课本、烈士手稿、红军家信等多种类型的文物，以及馆藏美术作品312件，其中包含66件一级品，109件是第一次展出的规模，从多角度全方位展现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的战斗、生活、学习和互助的场景。
    战争史诗中的动人故事
    为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北上抗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长征路。随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也相继开始进行战略转移。
    在万里征途中，红军将士面对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气魄，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财尽物乏、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嘉陵江、转战乌蒙山，一路斩关夺隘，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
    在1935年5月26日第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上，详细记录了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国家博物馆“信念·精神·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项目负责人江琳介绍说。
    “坚”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代号。“牲”即为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代号。在通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中如此评价红一团勇猛奔袭、奋勇强渡的英雄气概：“他们自接受任务以来，非常坚决、不怕一切疲劳，不辞任何艰苦，以最迅速秘密的动作，用空前的勇猛精神，光荣地强渡过了天险的大渡河，完成了上级给他们的光荣战斗任务，他们这种坚决勇猛迅速的精神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灿烂的一页。”
    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每当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红军战士都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勇气，顽强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甚至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谱写出一首首英雄主义的赞歌。
    在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中，这位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将领，记载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艰苦历程。也描述了红军过草地前后筹粮、缺粮的情景。
    1936年7月23日，他的日记记载：“十七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1936年7月24日的日记记载：“草地雨季天气真坏，晴雨无定，冷热时变……”
    在张子意日记中所提到的野菜和皮革，所幸保留了一小部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中，为观众讲述着80年前的艰苦征程。
    1935年6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翻越梦笔山进入卓克基地区，7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到达卓克基土司索观瀛的官寨，并驻留了一周。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也称卓克基会议），通过《告康藏西番民众书》。
    从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有破损的皮鼓上，依据鼓面文字和皮鼓外观特征可初步判断，这件文物是红军长征途经四川马尔康卓克基时得到的。该皮鼓的鼓面上写着“四川省马尔康卓克基”9个字，红色，清晰可辨。
    除此以外，依然可见的是在皮质鼓面上的明显缺损。据介绍，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因食物匮乏，便将皮鼓面割下一块吃掉充饥了。
    而另一截任弼时留下的半根皮带，则记载着红军将士以苦为乐的艰难行程。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后，升编为红二方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前，贺龙、任弼时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的粮食就很紧张。而当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刚过草地，粮食更难以征集，野草也被采完，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
    当时的任弼时和红军战士一样，采集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可是这些也很快找不到了。在这种情形下，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
    这段皮带在过草地时没有吃完，至今皮带上面仍保留着被切割过的痕迹。1938年，任弼时准备回延安，然后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临行前，在山西省太行山区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他将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并语重心长地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
    李少清一直牢记着这意味深长的话语，并将这段皮带带在身边。1978年9月，李少清将这段见证着长征艰苦岁月的皮带捐赠给了博物馆。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野菜和用来煮野菜的“锅”。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四团战士刘毅在葛曲河畔采的野菜和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熊兴瑞与刘林标长征途经草地时煮野菜用的铜提盒也讲述着长征时的故事。
    这棵还开着黄花的小草，被战士们取名为“黄花草”。它是有毒的，但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食用黄花草没有生命危险，这种野菜吃下去后，会胃胀、拉绿水、浑身无力，手脚发肿。
    1936年7月1日，刘毅随部队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一些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保存，带出草地。
    1975年10月，恰逢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40周年之际，刘毅将自己珍藏近40年的两株野菜制成裱板捐赠，并附上说明：“这两株野菜是我跟随毛主席长征在葛曲河畔草原，纪念党的生日十五周年散会后，同战友采来充饥的。我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的为党为人民光荣地饿死、冻死、战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株野菜伴随我行军作战革命40年，鼓励我艰苦奋斗、转战南北，在困难中不忘长征，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不忘毛主席在长征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而在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第718团第3营的熊兴瑞与刘林标，将其在长征途经草地时煮野菜用的铜提盒捐赠时，他也难以割舍，热泪沾湿衣襟，激动地说：“这锅与我分离，心情一时难以转变。”
    这件铜提盒伴随其走过草地，前后用其烧饭约60余次。新中国成立以后，熊兴瑞常用它来教育孩子说：“这是爸爸过草地煮饭吃的锅，若无它现在也就没有了我等”。
    万里征程中的峥嵘岁月
    红军长征不仅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更留下丰厚的革命文化遗产。红军将士面对强敌，冲锋在前、视死如归；长征路上，官兵平等友爱，同志之间生死与共。80年后，再看长征途中作战行军、工作休息、所见所闻的实物，为后来人呈现出长征亲历者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忆。
    除了食品，药品的缺乏也成为长征期间困扰官兵的难题。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于1932年12月建立在四川通江泥溪场。由于战事频繁，总医院在通江曾五次转移，最后转移到沙溪的王坪直至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江。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是一个集医、政、军、教、研于一体，中西医并重的机构，是红军当时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后方医院。懋功会师后，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卫生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
    由于当时药品和医疗器械紧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自行研发、研制药物和医疗器械。当中药材匮乏时，就利用当地的老中医就地取材，并组建采药队，负责中草药的采集，然后由医护人员研制和加工。
    后来，途经四川炉霍时，红军将士将一个药碾留在当地藏民鲁罗门因家。鲁罗门因觉得它非常珍贵，将它妥善保存下来，在捐赠的时候，他说：“见到此物，就像看到红军一样。”
    提起药品，不得不提起一位红军医生。在参加红军前，傅连评曾任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院长。而在毛泽东、朱德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时，傅连评就在福音医院中救治受伤的红军战士。
    随着与毛泽东等红军指战员不断接触，傅连评决心成为红军的一员。1933年，他毅然把长汀的福音医院搬到了瑞金，取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医院，从此铁了心跟共产党走，九死一生无怨无悔。
    红军长征时，傅连评坚决要求随红军主力长征。他买来8个大洋铁箱子，全部用来装药品和医疗用具。为不给部队添麻烦，他拒绝坐轿子行军，日夜苦练学会了骑马。傅连评一边行军，一边救死扶伤，经常累得筋疲力尽。出发时所带的药品用完了，他就采用民间偏方，如采用冷敷退烧和喝浓茶强心利尿的方法，治疗伤寒病。由于将士们枪伤、痢疾、疥疮、疟疾和溃疡等伤病特别多，傅连评只好因陋就简，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治伤员。此外，他还办起了医务训练班，白天行军，晚上授课，培养出了一批医护人员。
    虽然缺医少药，但参加长征的将士们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熊启文在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医务所里写给父母及幺叔的信中，表达了对家人的挂念之情和参加红军的见闻：“查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合宅人等可好否？实为男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在信中，熊启文描述了其在红军中的日常情况，并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讨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