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时任法国驻华大使彼埃尔·毛磊约见我，希望能在北京为法国文豪举办一个大型纪念会。为此，我们特邀了法国“巴尔扎克博物馆” 馆长伊夫·卡涅和诗人让-克洛德·雷维等访华，盛况空前。彼时，毛磊大使情不自禁地赞叹：“像今天这样的时日，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纪念大会期间，伊夫·卡涅馆长关注中国对巴尔扎克《人间戏剧》的研究，听说中年学者彭冬林撰写有关巴尔扎克作品象征美学向度的博士论文，希望这部学术著作能早日问世。这之后，我在巴黎陪彭冬林来到“巴尔扎克之家”拜访伊夫·卡涅，彭冬林向主人详谈了他拟定的博士论文主导思路，得到对方赞许。当天，加涅馆长亲自领我们浏览馆内几个展厅，尤其是巴尔扎克当年用的那把精美咖啡壶和漂亮手杖，以及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他还专门派人领彭冬林到“巴尔扎克之家”里的藏书馆查询和复印资料，帮助中国学者完成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这一项研究工作。
    会见中，伊夫·卡涅馆长特别提醒，他在访华期间获悉，巴尔扎克全集的总题目在中国被译成“人间喜剧”，感到非常惊讶。离开北京时，他要求召集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几位教授，当众明确表示：“这是一个莫大错误，不能以‘翻译艺术’为借口”。回到巴黎，他又将此事告知巴尔扎克文学会女会长阿莱特·米雪尔。后者也十分诧异，专门发表了一项书面声明。她宣称：“中文‘人间喜剧’的译法绝对是错误的，歪曲了巴尔扎克作品的整个精神面貌，应予以纠正。”
    几年来，彭冬林利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繁忙工作的余暇，悉心研究巴尔扎克作品文本，多方搜集参考资料，广征博引，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巴尔扎克作品的象征美学向度》，收录进“巴尔扎克之家”的藏书。
    在《巴尔扎克作品的象征美学向度》论文中，作者力图“重读一个去掉‘标签’的巴尔扎克”。多年以来，人们在我国给巴尔扎克贴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狭隘标签，遮掩了一位文学巨匠作品丰富多彩的面貌，冲淡、贬低了其感人至深的文学性。作者摆脱这一窠臼，明确指出：“主流的文学批评往往千篇一律地以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框定其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我们对巴尔扎克创作艺术的理解，缩小了其作品的文学现代性。”他独创一格，提出：“要从象征主义美学思想和象征修辞学角度来阅读巴尔扎克创作”，“更深入理解这位伟大作家，并发掘其小说艺术的现代性”。论文援引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对巴尔扎克的评价，称巴氏为“一位洞观者，一位充满激情的洞观者。他的所有人物都秉有那种激励着他本人的生命活力。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梦幻的色彩。显然，在波德莱尔眼里，‘洞观者’（visionnaire）要比‘观察者’(observateur)更能接近巴尔扎克的本质特点，也具有更高的地位。”作者从而肯定，“象征笔触”确是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修辞特征。
    依照这条主线，论文从巴尔扎克的“统一论”出发，首先探索其作品的象征体系，揭示其美学思想，接着选取《人间戏剧》哲理研究部分，具体剖析其中的神话象征语言，最后追溯其象征美学观的来源，涉及到瑞典幻象派大师斯威登堡“天启论”的影响，归结出作品的诗哲维度。
    从论文中关于《安德尔河谷与翡翠杯》的章节里，人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巴尔扎克象征美学维度的洞见。在巴尔扎克笔下，小说《幽谷百合》中的安德尔河谷犹似一只翡翠杯，女主人公亨利埃特，即没落贵族莫尔索伯爵的夫人，仿佛翡翠杯中一朵洁白的百合花。这种万绿丛中遥见一点洁白的寓意，乃是巴氏象征美学修辞格最为凝练的体现。按王国维的“境界”说，论文作者抓住了巴尔扎克象征思维的造境特征，凸显一位法国文豪将“明相”与“暗面”交融的诗宇，构筑了《人间戏剧》的艺术殿堂，因而具有非凡的感染力。
    正如文中点化的：巴尔扎克以“幽谷百合”这一象征，喻示他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这一修辞格里，作为波旁王朝王室的族徽，百合花既显示小说女主人公亨利埃特人格纯洁无瑕，又标明她跟夫婿莫尔索伯爵同样的封建贵族属性。文学创作上的象征美学，巴尔扎克堪称匠心独具。论及对巴尔扎克象征美学向度的分析，此为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当然，若要在文学社会学更深的层面上耕耘，尚待巴尔扎克研究者今后继续奋力。
    彭冬林指出：“巴尔扎克思想深邃复杂”，“是一个跨越了时代的作家”。这恰应和了作家谢尔盖·杜布罗夫斯基的如下论断：“巴尔扎克的写作极具个性，超越历史150年。”在北京纪念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我也曾特别提到：“巴尔扎克生时反复强调：一切都具有双重性，都是矛盾的”。由这一哲学理念出发，他奋笔揭穿了世上许多偶像崇拜，比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深刻地描写了社会异化这一人类境遇的本质现象。因而，在破除迷信上，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智者。
    巴尔扎克的整部《人间戏剧》，揭示了金钱、权力、爱情、自由、进步，乃至民主的异化动向。阅读这部巨著，人们就会明了一个人怎样在与社会的接触中腐化。且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机体内循环的不是血液，而是流动着的金水。爱情的危机导致通奸，而无制约的权力则产生不折不扣的人海妖魔。对这种社会现象，一些人昏昏噩噩，只贪今朝有酒今朝醉，一些人则采纳斯宾塞的进化论，竭力卫道，袒护既立秩序的合理性。另一些人似乎有所醒悟，但却嗟叹回天乏术。总之，现今“人间戏剧”仍在世界各地继续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
    尚须提及，巴尔扎克是跟伏尔泰一样少有的深怀“中国情结”的法国大作家。他的父亲是“中国迷”，家中收藏大量关于中国的典籍。巴尔扎克孩提时成天在父亲的书屋里翻阅，自幼对“中华帝国”这一“奇异”民族的古老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及长，他专门撰写了长篇文章《中国与中国人》，在其中回忆道：“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和中国人的摇篮里度过的”。
    《人间戏剧》总集中，作者至少在十来部小说里将中国搬上舞台。1836年，他发表中篇小说《禁忌》，描写一个“中国迷”格罗西耶侯爵如何沉浸于“中国梦”，竟至于赞扬中国说：“这个国度让我们望尘莫及”。1844年，他又在《辩论报》上连载《莫黛斯特·米尼鲁》，小说叙述女主人公的父亲在法国勒阿弗尔破产，去中国发了大财，净赚700万，荣归诺曼底故里。似这样描绘、或者提及中国的巴尔扎克小说，还有《路易·朗贝尔》《乡村牧师》《驴皮记》和《欧也妮·格朗台》等。若说巴尔扎克没有机会到中国实地造访，他倒是在自己的梦里、自己的作品里完成了卡贝式的《伊加利亚游记》，难免会有一种象征性的乌托邦色彩。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巴尔扎克提笔疾书，声言：“英国用罂粟制成‘褐色小棒’来诱惑中国人”，“最后发动战争”，实为“一桩蠢举”。他感到“约翰牛”得以“发不义之财，终不得好报”，预言：“英国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一切，都不得不加倍偿还”。众多的中国同胞大概不曾知晓这段往事。早在维克多·雨果谴责英法联军“两个强盗”抢掠、焚烧圆明园20年前，巴尔扎克就站在东方被压迫民族一边，写了檄文，揭露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的实质。而今面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人想必会对《人间戏剧》的作者不胜感怀。
    世界进入信息时代，景象变幻莫测。重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身心的启迪，虽然不能更诗意地栖居，总可以活得稍微理智一些。5月22日晚，我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为法国听众做关于巴尔扎克的报告。会后，诺埃尔·塞里尼女士说：“听了您的报告，我要重读巴尔扎克了！”历史学家，《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作者贝尔纳·布里赛来信说，“听了报告，我很感动，受益匪浅”。可见，巴尔扎克的作品远没有过时，还继续给人们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