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拟赵松雪万木奇峰图》 （局部）修复前后对比图
关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品保护，国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理论和理念。而坚持传统修复认知和手法的中国传统书画修复，与这些国际公认的先进理念，特别是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和价值的理解方面，存在一些差距。这其中有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固有偏好，也有传统技艺的制约，更关键的是对传统艺术品的价值认识上存在差异。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非常生动地介绍了故宫的文物修复者对各种文物进行修复的工作过程。这部片子宣传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特点，也向公众揭示了文物修复工作中一些比较神秘的场景。而从专业的角度，我们则会思考更多的问题，例如能看到的传统修复技艺与文物保护有何区别？传统技艺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更进一步的话，如何看待传统书画，这个问题也值得大家去思考。人们一般说起古代遗存，往往包括传统书画，因为它们不仅是艺术品，也具有文物属性。从这一点考虑，在对传统书画进行修复的时候，我认为就不能仅仅关注外观，还应将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其自身价值的保护上。
中国的文物保护遵循“四原”原则——原结构、原形制、原材料和原工艺。这个概念的提出，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要求所有的文物保护都坚持这“四原”原则，维修项目、保护工程往往很难达到对原有工程的再现。例如，对北京圆明园的九州清晏，我们用根据历史资料做出的电脑复原效果，对比乾隆时期的画作不难发现，两者存在很多的不同。因为，在复原的过程中，很多细节是现代人在对古代进行研究、想象的基础上做出的推测。因此，修复重建工作在结构、形制、材料、工艺上与原对象保持“一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模一样” ，达到了这种程度，就达到了所谓的“真实性”了吗？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一模一样和真实在逻辑上并不是等同的，有时候甚至恰恰相反——越像真的反而越不是真的——对古代作品的复制，完全是现代的重新创作。我们要把美术藏品看作是唯一作者的唯一作品，是感性的、精神的、不可复制的。恢复、重建、复制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原来作者的作品，而是新作者的新作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蒙娜丽莎”的复制，卢浮宫的原作和众多重新创作的仿品，肯定不是一回事。
西方保护理论与中国国情有不小的分歧，体现在传统书画上尤为如此。中国人对书画的认识是有根基的，包括书画中谈到的笔墨、章法等完整的书法、绘画理论；另外，还有素养的问题。同样的对象，可以照猫画虎，但它产生的效果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兰亭序》 ，对比冯承素和褚遂良的临本，虽然二人都是著名的唐代书法家，但他们临出来却是迥然不同的。
在艺术品的修复中，中国人有传统的习惯，最简单的就是古代器物上历史留下来的那种感觉，俗称“包浆” 。我们喜欢保留古家具原始的形态，古家具显得非常破旧；而在西方美术馆里看到的器物，往往让人感觉很新、很光鲜亮丽，这其实就反映了不同的处理态度。在十几年前，有国内的院馆希望把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引进到我国的古代文物修复上，对家具表面进行化学清理，经过实验以后，遭到了国内专家的一致反对——这改变了中国人对于传统家具外观形式和观感的认识，此项工作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在中国书画中，不仅有一套传统规制，同时，书画的装裱也是作品的深化，可以提升其价值和影响，这也是需要修复工作者加以考虑的。装裱技艺在书画修复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持续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有一批老先生在继续探索，并且应用到书画的修复中。这些精湛的技艺，有些时候是可以乱真的，跟原作非常接近，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
那么，对于中国书画来说，修复是否会影响它的真实性和价值呢？我想，在修复的过程中，不仅要保护能够看到的东西，还应该保留岁月给它们留下的痕迹和其背后的历史故事，而这些往往容易被忽略。因此，修复本身不仅仅是保留一个实物，还应尽量保留更多的信息，这一点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达成了共识，大家也都在努力地进行实践。
可以说，一件作品是由三段历史组成的——原作者的作品、历史长河中历经变化的作品、修复后的作品，对于保护和干预者来说，各种形式的修复都是在创造新的历史。在真实性方面，首先要诚实、诚信，对于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反映出来的内容都应该告知公众，而不是有所隐瞒。我们面对的很多作品，在当时是没有文物意识的，只将其视作艺术创作，并没有考虑到它具有文物价值。其实通过时间的演变，它们已经从单纯的艺术品，变成了具有精神价值的历史遗产，所以在如今这个可以精确复制艺术品的数字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艺术品真实性的问题。
其次，修复过程中，在坚持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也要把握好度。维护和体现价值的真实性是保护修复应该坚持的原则，而在正确、先进的理念下，方法其实是多样的，也是可以进行更多探讨的。有关保护和展示的方法，不管是西方的还是我国的，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应该有利于保护和体现文物价值，这一点并不存在冲突。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导师沈阳在7月6日于中国美术馆召开的国家美术藏品保存修复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报记者张婷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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